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们在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时候，保险与激励的冲突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这种金融产品的好处，我们希望利用它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带来更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引进新的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

　　我觉得罗伯特·希勒教授提出的一些金融创新的主张，特别是美国的制度环境下提出的主张，在美国也许是可行的，但在中国未必可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利用老的金融产品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新的产品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比如生计保险问题，这个可能并不是很适合中国。现在我们经常说到社会保险，大家有一个前提是不怀疑的，就是由国家来管理保险基金是最优的。我们人都会老，为养老而保险是必须的，问题是谁来管理？我们计划经济原来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城市人口所有的保险都是国家负责的。为什么失败了？我想这对我们现在考虑大家都在主张的社会保险，可能也有一些启示。

　　我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写过一篇小文章，我提到社会保险可能是未来金融危机的一个潜在危险。即使不考虑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仅仅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现在把社会保险延伸到农民，是不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一直就是家庭保险，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庭保险仍然是我们主要的保险形式，我们不要以为有专家，就会替代一些传统的手段，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不要期待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否则我们的成本就会太大。只要有儿有女的人就让他们自己去管理。再过二十年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保基金是什么样子，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任何保险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如果这个道德风险超过一个程度保险就是不可取的。现在最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资金的管理方面。

　　我今天定的题目是金融秩序中的法律和商业规范。法律也好，社会规范也好，都是要解决我们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市场上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使人们怎么更好地合作。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学术界对法律的作用可能估计过高，这个我不是说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有。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外学者做出了很多的新研究，发现，即使在现在的美国、英国、欧洲的金融生活中，大量交易行为都是是靠社会规范维持的，而不是法律。甚至可以说法律可以管到的事，可能不足20％，另外80％都是靠社会规范。中国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就不是靠政府的法律管理的，但非常有序。我们知道，法律是一个专业化的机构来强制执行的，如果你有欺骗就会受到一定的惩罚，社会规范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惩罚，惩罚甚至更重。比如像保险公司等他们怎么去行为，这个行为如果跟大家普遍认定的标准不一样，就会受到惩罚，这个惩罚不一定是受欺骗的人来惩罚，也可能是没有被欺骗的第三者来惩罚，也就是社会的惩罚。如果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行为规范，那么金融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会解决得好得多。我们国家现在很缺乏商业规范，比如贷款，有些人借这个银行的款不还，还可以在另一个银行借款，当然守信的程度就会低。银行之间连基本的信用信息也不交流。保险业也是，欺骗了这个保险，还可以欺骗另一个保险。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就像两个企业挖人一样，实际上他们都在共同摧毁社会应有的商业规范，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能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商业规范，那我们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的很多宏观经济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

　　我最近研究这个东西比较多，也看一些法律、社会学方面的书，从社会学的研究中，我想抽出这样的几句话，大家只要记住这几句话，并且按照这个去做，商业规范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来。这几句话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激励相容的。第一句话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第二句话是“朋友的敌人是敌人”，第三句话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第四句话是“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误解，商场上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说的不是市场上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说的是在我们任何商业关系中，我们都是为了合作，金融业也是合作，问题是如何维持合作关系。对合作的最大威胁是欺骗行为，那么怎么去惩罚这些行为，使得人们都选择不欺骗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我们可以把所有人都当作合作伙伴，也就是“朋友”，相信他；但一旦发现他骗我之后，他就变成我的敌人了，我就不应该跟他合作了，只有如此，他才可能不会欺骗。像我们现在就是借银行钱不还，银行还继续借给他，所以国有企业就没有积极性还钱。如果有人欺骗你，那就不应该再跟他合作。之后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要遵守“敌友规则”。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比如吴老师跟我合作很好，是我的朋友，谢平跟吴老师合作很好，谢平从来没有骗过吴老师，那么我就把谢平当朋友，可以跟他合作。

　　“朋友的敌人是敌人”：吴老师跟我合作很好，他是我的朋友，谢平骗了吴老师，就是我的敌人，我以后就不应该跟他合作。

　　“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如果吴老师是我的朋友，谢平骗了吴老师了，许小年还跟谢平合作，那么许小年也就成为我的敌人，我不应该再与他合作。表面上看，我是在为吴老师伸展正义，实际上我是在维持商界的合作。如果所有人都按这样的规则行为，我这样做，就是我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谢平骗了吴老师，我还和谢平合作，那么对许小年来说，我又变成他的敌人了，因为我害怕失去与许小年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不能与欺骗过吴老师的谢平合作。而许小年之所以愿意把我当作敌人，是因为否则的话汤敏就会把他当作敌人，不愿意跟他合作。所以，这个规则是一个“纳什均衡”：如果所有其他人遵守它，每个人的最优选择就是遵守它，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是朋友。当然，现实中由于交易关系很复杂，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它，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遵守它，骗子就会被孤立在一个很小的数量范围，不会对商业秩序带来致命性的损害。

　　“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是因为两个骗子可能互相欺骗。我说这些话应该是很朴素的，但非常重要。商业秩序一定要靠商界所有的人来创造和维持，所以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就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许多人不仅不惩罚骗子，而且“助纣为虐”。我们银行之间连信息都不愿意交流，怎么来惩罚骗人的人呢？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怎么能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秩序呢？又如何进行金融创新呢？

　　相关专题：2004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