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据报道，湖南近日出台“湘江水质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该规定，湘江上游城市的市长要对进入下游的水质安全负责。

　　水污染问题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跨域”，它决定了水资源的使用者是具有独立利益的行为主体，而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则成为行为者利用水资源的最大驱动力。水污染的另一个特征是“公共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水”的产权难以界定，谁都有权使用，但过度使用的成本却由所有使用者共同承担。结果，“利益独立”和“产权不清”，使所有人都倾向于选择“先下手为强”的污染策略，因为这样做的收益最高，但成本却由他人承担。

　　可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水污染”本身就是一个“共用地悲剧”。要走出这种困境，应考虑强制执行和自主治理。

　　湘江治理机制是强制执行的典型。上游城市的市长对下游的水污染负责，并且由超然于各方的中介组织———省环保局进行监督和制裁。由于环保局在“水治理”中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可以有效惩治违规者，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无政府状态”时的“只有收益，没有惩罚”的局面，基本实现污染成本与收益间的对等。

　　但“强制执行”也有弊端，其中的信息不对称最为致命。环保局不可能每天都到所有的县测量水质，其监督信息是不完备的。可惩罚是以掌握违规行为的信息为前提的，有限的监督信息就意味着将有不少违规者逍遥法外。

　　经济发展与防止污染间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行动者对污染的接受程度在不断变化，水环境的状况也在变化之中，变化的环境需要在惩罚力度、污染标准等方面随之作出调整。环保局对这些变化信息并不敏感，刚性的治理政策会逐渐因不符合现实而失去效力。

　　可见，“强制执行”有“第三方执行惩罚”的优势，但却因监督不力、无法回应变化的需求而存在一定缺憾。要弥补这一缺憾，就应采取“自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原则有三点：一是“所有规则都是在全体使用者共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的”；二是分离“惩罚权”和“监督权”，惩罚权仍归中立的权威机构，但监督权却由最充分的信息拥有者———下游者行使，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变动最敏感；三是建立制度化的“公共论坛”，定期召开由所有行动者参加的大会，针对不断变动的水质状况和利益需求，及时通过讨论制定新的制度。

　　邢传（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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