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告诉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神谕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于保证战争的胜利。”
伏尔泰不属于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哲学史著作很少提到他。平心而论，他确实没有多少具有专利的思想贡献，但他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如洛克哲学和牛顿力学)的最积极传播者，因此他不失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典范。而且，正是这一从善如流、惟真理是从的知识分子品格，使他成了启蒙时代影响最大的人。
伏尔泰告诉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神谕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于保证战争的胜利。每支军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谕许诺他们取得胜利。作战双方必有一方得到真正的神谕。败北者虽然受骗，但却将其失败归咎于在神明降谕之后对诸神犯有某种过失，于是希望下一次神谕灵验。这样，几乎整个世界的人都抱着幻想。”这是对神学世界观的辛辣讽刺。伏尔泰以惯有的风格挖苦道：“预言从来都只是为大人物而作的，小民无此必要。”他还说：“何为巫术？巫术就是能做出自然所做不到之事的秘密，就是不可能之事。”由此可见，举国相信“气功移物”、“耳朵认字”之类不可能之事，连作家与知识分子也为其推波助澜的当代中国，至今依然处于巫术时代。
知识分子(包括所有的教师)的真正使命并非远离大众去从事不朽的名山胜业，而是把有史以来最好的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未知的神秘世界固然无法被探明；但没有服膺真理并传播真理的知识分子，那么不仅真理的王国无法拓展其疆域，连人类知识已有的地盘也会被愚昧和迷信迅速收复。孤身远行的思想家相当于哥伦布，而紧随其后，勇于告别昨日之我，毅然走向思想新大陆的知识分子，则相当于“五月花号”上的新移民。没有哥伦布，固然不会有“五月花号”；但如果没有“五月花号”，哥伦布就只是荒岛上的鲁宾逊。因此，哥白尼与布鲁诺、达尔文与赫胥黎，是缺一不可、同样伟大的历史推动者。在知识的天宇中，响彻着这两类智者(真理的发现者和真理的传播者)共同的笑声。
因此应该时刻警惕的是，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用他所掌握的知识体系，向愚昧的旧文化、旧传统宣战；反而用他已经占据的权威地位，拒斥和扼杀更先进的新思想、新科学。并且在这一拒斥过程中，他们几乎必然地会与旧传统、旧文化携起手来，从而使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转变为阻碍进步的保守集团和腐朽势力。伏尔泰说：“任何人想以道理晓喻他的同胞，都会受到迫害，除非他是最强者。然而最强者却几乎总是加强无知的锁链，而不是去把它砸断。”加强无知锁链的“最强者”，往往是旧有知识体系中占据高位的权威者——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反动学术权威”是恰如其分的。伏尔泰认为：“错误的虔诚成为谬见的牺牲品，而真正的虔诚则为真理而殉道。”对错误的旧知识的虔诚，就是对知识的根本精神的背叛。
正是在错误的旧知识必定成为阻挠进步的最顽固力量这一点上，伏尔泰写下了“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与谬误的宝库”这一名言。他指出，有些“书中的错误比页数还多”。他批评了某些知识分子为炫耀博学而贩卖毫无价值的历史破烂的学究倾向：“对于曾使其人民文明幸福的君主的丰功伟业不可不有所知，而对国王们那些只能增加记忆负担的庸庸碌碌的行状则可以不加闻问。”伏尔泰对混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伪知识分子提出了更为严厉的警告：“文学是一块既生长有益植物，也生长毒草的土地。有些无耻之徒，能读会写，以为把一些丑闻秘史卖给出版商，而不从事正当的职业，便可以在社会上博得地位，殊不知一个抄写员，甚至一个忠实的仆人的职业也比他们高尚得多。”他所批评的这些倾向，在当代文学界和知识界，正在愈演愈烈。
伏尔泰不仅在纵向上是进步论的拥护者，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告诫暂时领先于其他民族的西方人警惕妄自尊大的文化优越感：“我们是从昨天才开始存在的。我们在不止一个方面比其他民族走得更远，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得最晚之故。”他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他的话，至今不失为西方中心论者的一剂解毒剂。但作为东方人，我们没有理由在已经落后的时候因局外人的谬赞而沾沾自喜，我们惟一要做的，是像伏尔泰无情地批判西方旧文化、旧传统那样，批判我们自己的旧文化和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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