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时评：城市设槛与李洋的移民冲动

　　作者：吴焰

　　现在的流动人群在选择城市时，已经不是为了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就业机会，还自觉不自觉地混和着对这座城市特权的向往

　　适度提高入城门槛，也许是解决目前许多难题的一个方法，但绝不可能是一种长效

机制

　　任何来自城市管理者对外来人口政策上的一点点动静，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次，“石子”换成了深圳和北京。继深圳这个典型移民城市近日宣布将对外来入深人口实施严控后，8月6日，北京邀请40名市民代表建言献策，“解决北京越来越多的人口问题”。

　　客观地说，相较于今年初张惟英委员那个“北京实施人口准入制”建议，现在深圳实施的以就业和入学政策安排及技能、纳税等“指标”差别来排斥部分外来人口，以及北京的民意讨论，更趋于人性、理性。

　　只是，进步归进步，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仍值得思量。

　　深圳的门槛抬高后，期望的一个结果是：一部分所谓“低素质”、“贡献不大”的人不能进入这座城市。在遏制住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后，城市的人员结构趁机有所改善提升。

　　但这样的结果能如愿以偿吗？如若实现，是我们社会所期吗？

　　户籍制度的松动，人的迁徙自由的权利认同，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就。然而，在人口自由、自主流动成为社会主流现象后，旧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及各种政策体系，却愈发显出脱节：流动需要无障碍，但一些城市常有意无意设障拦阻；流动需要共享政策平台，如专业技能的互认、社保基金的衔接，但至今平台有限；流动需要户籍恢复其只承担人口基本信息统计功能的真面目，事实是，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和特权，依旧存在。这其实也正是双方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

　　拿教育来说。一名上海考生，高考考了400分，录取重点本科学校，但是，比他高出100分的江西考生，却连“二本”都难进；外地大学毕业生要花3万元去黑市买一个留京指标，而一位北京籍学生却在“只要北京户口”的招聘中获得理想职位……坦率地说，现在的流动人群在选择城市时，已经不是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就业机会，还自觉不自觉地混和着对这座城市特权的向往。

　　想起李洋。那个考出了清华的投档分数却因“高考移民”失去录取资格的可怜孩子。支持他的移民动力里，是否同样包含着对城市特权的向往呢？

　　还想起了更多采访过的举家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朋友。他们说，再苦，也要让孩子到大城市里读书，“不要再让他们过我们的生活”。

　　因为这种城市特权的存在，在我国，向大城市的单向流动，大城市人口的“只进不出”，成为一个夸张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满为患”的尴尬。

　　我们或许由此可以推论：城市的设槛非但无助于消减特权，相反，由设槛带来的享受特权者范围缩小，更加剧了这种特权资源的稀有性———对于想进入城市的人来说，不让他合法地存在，他就可能千方百计地寻找非法的存在方式。

　　其实，把城市治安、资源压力等问题，归结为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是极不公允的事。放眼欧美诸多大城市，人口密度与资源压力远超过北京、上海、深圳的，为数不少，但这些城市的交通拥挤、资源压力为什么比我们轻？退一万步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因外来人口过多引发的问题，也未见他们动辙就筑起“分类甄别同胞入城”的什么门槛———在他们眼中，对人的迁徙自由权利的尊重与捍卫，超过其他。

　　这样看来，适度提高入城门槛，也许是解决目前许多城市难题的一个方法，但是，无论从它的潜在危害还是实际效果来看，它只是“标”，绝不可能是一种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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