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周奕（化名）终于解脱了，9月29日，广西地方法院的判决解除了她与资助人陈金的“助学合同”，虽然周奕将因此返还资助人陈金1.2万元助学款，但不管怎样，对她而言，上万元的债务压力总比资助人无休止的监视和颐指气使来的轻松得多。
周奕的助学经历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悲剧，从“不许退学、不许打工、不许谈恋爱……毕业后必须考取本科”的助学合同签署，到“坐什么车回家，和谁在一起等都要汇报，甚至
连车票都要传真给资助人”的日常监控，周奕那点可怜的自尊一次次被击垮，直到忍无可忍，被迫退学。
周奕悲剧其实是千千万万穷孩子命运的缩影，长期以来，对于贫困学生最广泛、最“成功”的救助模式莫过于这种“一对一”的模式了———资助人通过媒体或慈善机构对一个或多个贫困生进行资助。
这种模式使得贫困生的隐私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资助人的视野之中，贫困生的行为时常要得到资助人的关注和干预———小到向资助人写信打电话汇报学习情况，大到应资助人的要求抛头露面，暴露在镁光灯下，甚至出现“助学合同”这样的极端例子。
不可否认“一对一”助学圆了许多穷孩子的上学梦，但是，爱心一旦有可怜、优越感这些内容掺杂进来，它也使一些穷孩子陷入精神羞辱之中，他们虽然摆脱了物质的困境，但同时，他们的尊严犹如同日光下的残雪，逐渐地被消融殆荆
尊严无价，可是这样的常识常常被遗忘。舆论总是对爱心人士资助贫困生大加褒扬，但对于一些贫困生内心世界的痛苦却往往忽略了，在许多时候，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贫困生是坚强的、乐观的；资助人是善意的、通情达理的，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贫穷不仅会让一个人生活艰难，更会对一个人的精神产生损害，对于穷人而言，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这一点无须赘论，只要看看那些在镜头前张皇摆手的穷孩子便知，只要看看他们卑怯、过早失去单纯的眼神便知。如此情形下，要想在充分维护穷孩子自尊的前提下进行资助，本来就非常难。再加上，人们往往会在穷人面前表现出某种优越感，并且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这种优越感一旦转化为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那都将对受助贫困生的心灵产生难以估量的压抑和损害。所以，我们不能有意无意地低估受助者的感受，贫困生是穷苦的、无助的，他们需要帮助，但同时，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干涉他们生活、藐视他们尊严的“救世主”。
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慈善事业尚未成熟之前，通过“一对一”模式对贫困生进行救助的助学模式，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周奕的经历提醒我们，在助学活动中，我们缺的不仅是公民的爱心，更缺一种救助的伦理。如果帮助一个贫困生，我们只重视自己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而忽视受助者的感受，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因此这可能是在帮一个人的同时也在毁掉一个人。
周奕的经历展现了一个穷孩子心灵世界的痛苦，她提醒每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公民，资助一个贫困生，我们不但要有热情与同情心，更要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我们要把“保证受施者的尊严”作为施善的最高原则，警惕任何的优越感和救世主心态，如此才能彻底避免类似“助学合同”的荒谬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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