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如何以更宏观的思路调节中日关系

　　媒体思想之邱震海专栏

　　日本首相小泉日前接受英国媒体专访，称今年可能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日本媒体透露，日本军方已作出中国可能进攻日本的预案。中国有学者近日认为，中日目前缺乏高层沟通，局面在五年内可能失控。为了不使中日关系出现失控局面，中国应该思考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以更为宏观的思路来调节未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如何将之放到中国崛起的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

　　心理调适期:放弃友好迷思，回复正常关系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应该全力争取的，就是在这一极其漫长艰难的中日两个民族心理和国家定位的调适期中，确保两国关系基本平稳，至少不向着恶化乃至“中日必有一战”的最坏结果演化。］

　　必须承认，中日关系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的障碍和无奈:一、过去三十多年里，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已发生变化，当年美中日的非正式同盟关系，已由目前的中美潜在战略冲突，日本则在其中游刃有余所替代；二、中日两国在两千年交往史上第一次出现东亚两强并列的局面，中日双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而这一过程很可能长达数百年，即只有当中国崛起的过程真正完成，届时中日关系和双方民间心态才能完成其有史以来真正的理性调适。这是中日关系在现阶段的根本性质。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应该全力争取的，就是在这一极其漫长艰难的中日两个民族心理和国家定位的调适期中，确保两国关系基本平稳，至少不向着恶化乃至“中日必有一战”的最坏结果演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日关系的结构性无奈，亦即许多中日人士的直觉表述:“中日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问题是:这一漫长、艰难的调适过程，又正好与美中日三角潜在战略冲突关系同时出现，因此问题就更加复杂。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既折射了中日两个国家——也许尚未广为人注意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定位和心理调适过程，同时也带上了美中日潜在战略冲突的特征；日本为了在中日定位和心理调适过程中获得安全感或主导权，必然在中美潜在战略冲突中更为偏向美国。

　　因此，中日之间因其极其微妙的民族心理因素而变得十分复杂的双边关系，必然成为新国际格局中一组十分独特的潜在战略冲突关系。这里的微妙在于，无论是中日民族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调适过程，还是美中日的潜在战略冲突，都已不再类似冷战年代的非敌即友的截然对抗关系，而是如处十字路口，双方都在探索和互测底线；况且，即便民族心理调适再难和战略冲突局面再复杂，中日两国毕竟有作为邻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如何磨合并取得双赢，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当然，所谓“中日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有一个基本的内涵，那就是鉴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障碍，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之间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因此，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是放弃所谓中日友好的迷思；但中日关系也不能任由其向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而是需要回复到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的状态——就是指国家之间由于利益不同，必然会有冲突发生，但双方都有理性和合理的机制来处理和调解冲突，从而使国与国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平稳、理性的轨道之上。

　　在中日漫长而艰难的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中，亟需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

　　中日关系:大坐标中通盘考虑

　　［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将中日之间的问题放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还应包括影响中国在本世纪崛起的外部因素，其中主要是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

　　中日矛盾林林总总，但归纳起来无非三大类:一、历史纠纷；二、因中国迅速崛起、日本停滞不前而导致的中日亚洲定位之争和民族心理调整；三、潜在战略冲突。其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是第二点，而第三点和第一点固然是中日之间的大问题，但却往往因第二点无法解决而被用来作为情绪化的出气口。

　　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将中日之间的上述问题放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除了中日之间的上述问题外，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还应包括影响中国在本世纪崛起的外部因素，其中主要是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可以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是直接影响或制约中国崛起的三大外部因素，而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又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这样，中日关系众多复杂问题中，哪些应占主导地位，而哪些则应暂时淡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亦即跳出中日关系本身来处理中日关系，这已经是中国崛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课题，也是中日关系进入瓶颈状态之后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笔者提出的对日策略需有更为宏观思维的基本涵义。这一宏观思维的具体做法，就是将中日关系置于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在这一大坐标系上需要考虑的系数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就中日关系本身而言，历史、现实和未来冲突等因素，分别置于什么位置或阶段性？二、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互相关系究竟如何？尤其是以上三者对中国崛起的综合影响如何？如何分阶段化解其综合影响？

　　历史问题:大格局中重新定位

　　［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亦即不回避历史问题，但也不将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发展政治关系的唯一前提。］

　　以这一思维来审视中日历史问题就可发现，历史问题斗争虽然重要，但不应成为中日发展未来关系的唯一前提。

　　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在历史观上存在巨大模糊和错误的国家，这与战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未对日本采取如德国那样彻底的思想清理运动有关；但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无奈现实则是:日本的错误历史观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历史观的斗争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中日之间却有更为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

　　在这方面，中国方面须仔细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中日关系现阶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究竟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分歧？显然，由于战后德日两国不同的道路，用“德国模式”来规范中日历史观争端已显得不切实际。一如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日在历史观方面的交锋无任何先例可寻，对中国方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笔者去年曾经提出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亦即不回避历史问题，但也不将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发展政治关系的唯一前提；在具体操作上，不使历史问题蔓延到中日关系的各个角落而毒化了整体气氛，而是首先寻求在专家范围内的交锋。

　　学习对台策略:划定红线，以退为进

　　［中国有必要设定中日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亦即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和底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除了历史问题须在大格局中作重新定位外，中日关系目前还有另外一系列亟需重新定位的问题，那就是东海能源冲突、钓鱼岛争端和台湾问题；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孰轻孰重或孰急孰缓，中国方面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并找到一个突破口。

　　其中，东海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务性问题，但由于放在中日亚洲定位未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双边关系本身已经严重恶化，因此这一议题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许多情绪化的色彩；钓鱼岛问题虽然涉及战略利益，但基本上还是一个领土争端问题；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而且也因日本所谓的“台湾情结”而变得尤其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为了找到扭转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北京有必要从近年的“对台战略新思维”中寻找一些灵感。以《反分裂国家法》和连宋登陆为标志的“对台战略新思维”，其特点就是划定红线，以退为进，抓住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并找到突破口。

　　以此来看中日关系，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设定中日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亦即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和底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所谓上限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迷思，使中日关系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而所谓下限，则应该是要求日本在台海这一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保持其内外一致的立场。在这一由上限和下限组成的框架之内，中日之间可以就一些艰难、复杂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东海问题)展开良性对话和互动，其中包括适度的妥协。

　　这一对日战略宏观思维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归纳，即“划定红线，以退为进；纲举目张，谋求大赢”。在此基础上，再谋求营造属于中日作为邻国共同利益的氛围，从而使两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心理状态中，进入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一个全新的磨合、定位和整合期，也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相对平和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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