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在最近一期的《东方法治导刊》上，贵报大律师团律师崔武先生就一起执法冲突案件发表了一篇评论，表达了一名律师应有的关注。他文章针对的是：2002年6月15日，广东湛江警方在海南实施抓获“网上案犯”雷某，在对其执行刑拘过程中，海南警方以对案件认定有误为由，“劫留”了雷某并将其释放。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内，湛江警方一直认定雷某涉嫌合同诈骗，对其网上追逃，而海南警方则坚持雷某只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人身自由应受保护。
我觉得对此事，有必要谈谈。对于两省警方产生分歧的原因，我们当然也可以猜想，或许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但是，犯地方保护主义的只能是其中的一方，在是非尚未有结论之前，我们说不准是谁搞地方保护主义，我们还是最愿意把产生分歧的原因归结为对案件定性的认识的分歧，而排除任何主观故意违法的成分。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有个水落石出的结果了。一是时间已经拖了三年多，关系到一个公民的政治生命，也关系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二是雷某的企业几乎倒闭，造成了几百万的经济损失。在三年时间里，有关部门也已经协调了两次，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我以为有关部门不能把希望放在督促和协调上，而应该抓紧作出裁决。而对此案的定性，是经济纠纷还是合同诈骗，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不是亦此亦彼，也不可能通过讨价还价成为“四六开”或“三七开”之类。总之，法律是严肃的，不能为协调关系而和稀泥，不以双方都不得罪为出发点。
在此案中，湛江公安局认定雷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主要包括：他在合同履行初期，将购煤专用资金用于扣除个人债务116万元；但雷某妻子王女士则说：“阳泉矿业收到钱后，说海南分公司曾欠其货款116万元，决定从400万购煤款中抵扣，只能提供284万元的煤炭。当时我们强烈反对，但后来阳泉矿业强扣了这笔钱，只同意在煤炭价格上给予适当优惠。”
对此，就需要两地的主管部门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全部情况，能做到如此，则对案件性质作出结论应该不是很难。我们认为：对这起案件作出裁决，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我们不能寄望司法机关不发生各种冲突。惟有建立冲突的速裁机制，公民的权利才会在执法纷争中多些保障。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只能是，放弃本位主义，丢掉地方保护主义。
东台市委农工部殷国安
《江南时报》(2005年10月14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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