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曲
扫街一般来说是无害的。但如果扬起来的尘土落在某些人的西服上，就有了争议，也许会认为这于他们有害。
但街能不扫吗？窃以为不能。鲁迅当年住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预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先生由此联想到一个明末遗民，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华盖集·通讯》）。倘不扫街，垃圾一年年积起来，怕也会有这等效果的。
为了让城市告别脏乱差，河南确山县委县政府采取了一项措施，全县机关干部职工每天上街清扫卫生，主要领导以身作则，已坚持了一年。记者随机询问，居民对城市环境满意率达到100％。这样一件造福于民的事，在得到充分肯定之余，也受到一些质疑，集中在一点上：领导事必躬亲是责权不清。责权不清当然也是一弊，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但如果事实上责权还是清楚的，那么扫街就应该说有利而无弊。
机关干部扫街是否会导致责权不分，一要看他们的责权是什么；二要看扫街是否影响了他们份内的工作。八路军当年也曾给老乡扫街，如果说八路军的责权是打鬼子，扫街就是责权不分，那么八路军还有一项责权，即发动群众，而扫街正是责权之内的事。再说，八路军扫街并没有影响打鬼子，只是不打仗时才扫街。当然，那是战争年代，不正规，如今则讲究科学化制度化。但确山县委县政府正是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才得以坚持下来的。执政为民，固然不必亲自去扫街，但通过扫街，树立了求真务实、亲民爱民的形象，于执政为民大有裨益。再说，他们只不过是每天早上扫街，到了上班时间，还是正常处理公务，并没有造成责权不分的后果。
至于他们偏偏选择了扫街，而不是“中午去帮农民种果树，下午去帮警察抓违章”，首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脏乱差的环境影响了外地客商来投资，“县城的环境如果不彻底治理，确山就会丧失发展的大好机遇”，所以采取了“以治脏来治懒，以治懒来治愚，以治愚来治穷，以治穷来致富”的措施。这正是他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也许还是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其次，机关干部大多住在城里，扫街较具可行性，而帮农民种果树、帮警察抓违章则不然。机关干部固然不必事事躬亲，但也不是事事都不必躬亲。如果在众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实事中选择一件先实干起来，那么，扫街不也合宜吗？
至于这届县委县政府率领机关干部扫街，下一任领导来了该怎么做？这种担心恐怕也不必要。扫街可以理解为一种模范行为，没有谁规定模范作用怎么发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甚至不发挥，都在于领导自己。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连命都扑上了，并没有人说：焦裕禄这么干，叫别人以后怎么干？而宗家邦当了兰考县委书记，照样会说“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能强求他照焦裕禄的葫芦画瓢吗？雷锋在世时并没有“雷锋班”，“雷锋班”是雷锋走了以后才命名的，不能说雷锋在这个班里干过，别人干不了雷锋那样好，就不能在这个班里当班长。
倒是有一点应该注意：模范作用的发挥应该是自觉的，不宜强迫命令所有机关干部都起大早扫街，而应该让大家自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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