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巴金留给历史的

　　《家》、《火》、《随想录》等巴金代表作影响了几代人，昨晚，惊闻巴老病逝，本报特约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评点巴金代表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感觉。艺术的永恒性固然受到当代西方文论的质疑，但是，伟大的艺术的标志却是跨越历史语境的，在作者的肉体已经化为青烟，作品中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条文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学的经典。而这种永恒的感染力的奥秘在于，形象的与日俱增的可阐释性。

　　写作《家》时，巴金27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虽然，本是针对旧礼教的，他的名言“大胆，大胆，大胆哪”本是来自法国丹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超越历史语境的解读。邹荻帆在他的诗集《跨过》中写过，读了《家》而走向革命。如果说，觉慧留给后代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可阐释性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觉新提供的可阐释性，就相当丰富而且有弹性了。在他身上有着难以穷尽的、多元的矛盾：五四的理想追求和封建宗法体制的重压；对家族罪恶的厌恶和长房重孙的继承人的责任；对兄弟反抗的同情和摧残亲人的附和，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腐朽性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交织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他的多重人格：集觉醒者、牺牲者、殉葬者、帮凶、自我摧残者为一体。他的丰富性，可能比之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典型周朴园、吴荪圃更加多元。正是这一点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留下了常读常新的余地。这种多元性是在几个系列人物的群象之中获得生命的，从正面说，除了觉慧以外，还有觉民，从反面说，有向其施加压力的精神颓败的长辈。值得一提的还有女性群像，鸣凤、瑞珏、梅表姐、淑英、翠环。所有这些形象都因为与觉新的精神紧密联系而显得充盈丰满。在这样的大家庭多元的人伦关系中，巴金的情感和才气往往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当巴金完全离开了大家庭的背景，完全写社会活动的时候，他的笔力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就连抗战三部曲《火》，他也不能不承认失败的宣传之作。但是，正是这个巴金，在1949年以后，当茅盾、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由于不适应新的历史形势，都不得不沉默了以后，他却很快唱出了英雄主义的颂歌，带着鲜明的宣传色彩，这里包括以黄继光为原型的《黄文元同志》和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团圆》。这是因为，他早期本来有一种英雄的热情，这在最早的作品《灭亡》中表现得很明显，不过那是孤独的英雄。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他放弃了个人化的英雄人格，认同了集体英雄。他把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的热情孤注一掷。他是真诚的，然而，可以想像，绝对是不轻松的。

　　在来自国统区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产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和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却在创作上保持着沉默的茅盾几乎形成对比。他的热情甚至还使他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流动家。他对新时代、新话语机制的感情投入是惊人的，比之活跃的老舍更为到位，老舍始终没有学会写新式的，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他写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拙幼稚。从这里，读者可以想像巴金当年下了多么大的狠心来实现这个精神和艺术的转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文革噩梦结束以后，他在中国作家中特别提出要“忏悔”，而且付诸行动，在《随想录》中他进行了公开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也许从散文的审美价值来说，其艺术成就，包括他“讲真话”的艺术纲领，并不具有非凡的独创性，但是，从当代文化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来说，却显示向后代显示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的尊严的代价。其中的奥秘，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断解读的课题。 （孙绍振）

　　代表作简介

　　《家》：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经…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寒夜》：写的是1944年冬季到1945年年底国民党统治下重庆一个小职员的生活。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制度上工作了多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后来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这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

　　《随想录》：40多万字，为5卷本，它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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