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曾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到过广州，并留下了“爱春天者也会爱广州”的名句。已故的原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地方史家叶广良先生就曾记下了巴金在烽火广州脱险的经历……
羊城的（1938年）十月，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凉风沁人。但是经过五、六月间的大轰炸，腥风血雨的恐怖日子，市民至今惊魂未定，并没有心思去欣赏这清晨的美丽。
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敌人十二日登陆后，十三日即陷淡水，我方毫无抵抗之力，连陷博罗、惠阳、惠州，十七日即越过东江，来势汹汹，直指省城广州而来。政府开始宣布疏散，但没有积极的措施。
当时广东的公路不好，运输车辆缺乏，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花尾渡”（即轮渡），可通往顺德、番禺、新会、肇庆、德庆、广西梧州等许多地方。政府正式下疏散令之后，天字码头、长堤一带天天人头涌动，拥挤着买船票，我去看过排队长达两三百米。
我有几位朋友是上海沦陷后南迁来广州的。一位是作家巴金和他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是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编辑者与其儿，此时均南迁，机关设在惠福东路。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不懂粤语，这无疑给他们逃难带来困难。想走无法走，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熟悉广东的地理环境，对形势的急转直下估计不足。所以在兵临城下之际仍奔忙于他们的工作。我常去他们那里，屡次提醒他们必须赶快离开，直到敌人已经越过东江直扑增城时仍未见他们有所行动。
我是本地人，当时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记者，地方环境人事关系上都比他们熟。在此危难关头，我想到“战时船舶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于是想到去替他们碰碰运气。我到该会找到管理船舶的徐科长，说明来意———现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巴金等几位作家及文化人仍滞留在广州无法走，他们想坐船去梧州，所以想找去梧州的船票。徐科长很热情地告诉我，现在要解决交通问题是难于上青天，你看人山人海，都是要急于逃难的人，谁该先照顾？我似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后来他又说，现在我手头上仅有的两条船，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应当替他们解决，让他们离开。巴金当时已三十多岁，作品已经盛名于世，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如果有什么意外，或落入敌人手里，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徐科长的见解，使我高兴万分。他叫我报上人数名单，我即刻请他给证明办好手续，以免夜长梦多。时已是十九日的下午，当晚即到惠福路，通知他们明天可以走，六点钟到白鹅潭登船。二十日下午，我送他们一行十人，从惠福东路到沙面，花了两个多小时，时正傍晚时分，在沙面雇了一条艇仔，向白鹅潭驶去，登船坐定下来之后，大家都如释重负。
巴金等人二十日晚离开广州，走了十多天于十一月初才到达桂林，可见战时旅途之苦。他们刚离开广州不到十小时，广州已经隆隆响起炮声，市民开始惊慌失措地逃难了。桂林出版的“文丛”卷头语中，巴金是这样写的“……刊物还不曾付梓，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响起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才取回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越过增城，警察也忙于高呼疏散人口了。第二天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之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的‘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梓，可是它没有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这本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叶广良）（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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