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个税改革当成一道以1500元或是1600元为起点的算术题，那么似乎难以解释一个简单数字变化所引起的举国关注。其实不管是1500元还是1600元的个税起征点，绝非一道算术题那么简单。个税改革更应关注效率与公平，只提高起征点是毫无意义的。2004年中国的个税收入1737亿元，其中65％是收入并不太高的工薪阶层缴纳的。可以预计的是，起征点即使提高至1600元，这样的状况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美国的人均月收入是2000美元，但其最低的个税起征点是668美元；澳大利亚的人均月收入也接近2000美元，它的个税起征点是333美元；法国人均月收入超过1500欧元，它的个税起征点却低到349欧元。以此比较，在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1200元的中国，非但1600元的个税征收新标准并不低，即使是原标准800元，也在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在美国，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收入阶层所纳税额，是其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60％；高收入者作为纳税主体，在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在中国则恰恰相反，这又是为何？关键在于，在这些国家，存在大量的、在特定条件下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虽然根据各国情况不同各有侧重:在美国，抚养儿童的家庭缴纳的税额要少得多；在日本，家庭基本开支要排除在外；在德国，家有病人的可减税甚至免税。大多数国家的个税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这些家庭的实际状况基本上都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到税收中去。
此外，在许多发达国家，居民家庭因购置住房而向银行贷款，那么在分期偿还贷款期间，个人所得税通常可以获得相应减免。
个税改革，因为遵循“一刀切”，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薪家庭，每月人均可支配的生活费用或许低于800元，但却因为收入来源集中在某个家庭成员身上，而不得不交付数百元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对这样的家庭而言，无异于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纳税。而许多高收入者，他们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且这些资源与其真实收入之间界限模糊，于是他们可以开着“公司”的豪华轿车，住着“公司”的高级别墅，挥金如土地消费着“公司”所得。结果，他们的个人所得税项之下，不过寥寥数字；公司所得税项之下，也会因奢侈的消费而相应递减。
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更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税制系统的子系统，要改，就要系统地改。否则，1600元或1500元的个税起征标准无论怎么定，它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劫贫济富”的问题。
(原刊发于《人民日报·华南新闻》，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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