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洲
日前，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明确要求城市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也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在我看来，总理的批示和建设部的意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困扰中国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如何定位的问题，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公交优先”要落到实处，显然不能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在城市街道上划出公交车专用线，在规划时为轨道交通预留空间，等等。实际上，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有从欧洲回来的朋友讲，在德国由于有专用线的保证，那里的公交车站牌上甚至标出了每趟车的进站和出站时间。毫无疑问，一个普通市民不会因为没有私家车就感到出行难。这不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我注意到，“公交优先”的理念最终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经过长期争论的结果。此前一个占据主流的意见是要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来解决问题。比如有人曾提出只要对进入城市中心地带的车辆征收“拥挤费”，就可自动导致拥堵问题的解决。但这一建议的盲区在于:收费只对普通有车族有效，对公车和富人来说，却不会有什么影响，结果只能是剥夺了一般有车族进入市中心的权利。而对于那些无车的下层民众来说，他们的出行权更是完全被忽略。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应怎样定位？发挥什么作用？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曾经总结了三条:一是“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体系”；二是“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三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三个方面，都指的是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都是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所不能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段时间学界对“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最不管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盲目推崇，其实都是有削足适履之嫌的。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政府大小，也不在于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它是不是管了自己该管的事，比如公共交通就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事情之一。
当然，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常犯的错误是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至于如何通过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它们的权力和责任相称，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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