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掌握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我们的未来

　　社论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系列评论之二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隆重推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广东省委九届七次全会对这一战略作出强烈呼应。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谁解决了发展问题，谁就赢得了历史

和未来；而谁掌握了自主创新的能力，谁就找到了开启持续发展之门的金钥匙。

　　自主创新是全球最新一轮科技革命机会下的最有效参与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国迅速触探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这本身便说明了一种后发优势的存在——首先她能够从已经足够长的整体人类文明进化历程里来梳理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正如许多文件一再指出的，科技不是创新的全部任务，但科技绝对是创新的破题点。以人们所熟悉的三次科技革命为线索，可以发现，这样重点突破而增益整体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18世纪，英国发明蒸汽机并推广应用，催生出大规模的纺织工业；19世纪，德国突破电气科技并广泛应用，重

　　对这几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进程进行总结归纳，不必得出世界霸主各领风骚一百年的规律。而最应该看到，科技创新具有一段为时不短的爆发阶段，之后更有漫长的消化扩散与积累过渡。英德美的崛起，与绝大部分后发国家迟迟难以挤进发达前列的事实，充分说明创新经济是一种时间竞争占主导的经济，胜负优劣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占有的排他性与创新速度。因此，自主创新的强烈诉求或许常有，但开花结果的局面并不必然因此一一对应，只因自主创新的良好时机并不常有。

　　而我们高调倡导自主创新，所面临的正是最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开始却远未结束的大时代——美国在信息、生物科技方面的原始创造力，固然已经占据了时间竞争的先机，但科技革命渐次增益整体的规律告诉我们，对于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也是创新竞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我国的自主创新如果勃发，必定恰逢其时且在极大程度上实现对这次科技革命的最有效参与，并将从更广阔的领域收获成果。而盘点我国的自主创新、科技经济的成绩，最高的分数与最乐观的期待，事实上也正来自以华为、中兴、大唐、巨龙等高新技术企业为领军的信息产业。

　　自发的方向与自觉的逻辑，都指向了同一条路径。

　　自主创新能为我国当下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最主体的能量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自主创新战略，提升的并不只是科技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与价值。晚近以来，中国开始面临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大命题，而无论是宏观理论，还是具体实学，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应当“何为体、何为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自主创新能够成为战略，说明我国的具体国情下急需解决若干问题，而体用的各种组合已然能量有限，一种既超越“自我之体”，又需超越“拿来之用”的新路必须找到。

　　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世界工厂”，但官方与学界也开始纷纷强调“矛盾凸显期”与“黄金发展期”的并存。这些正在日益突显的矛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济发展模式自身的矛盾，是成本与收益的矛盾。经济发展虽然整体可喜，但诉诸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资源依赖，效益其实并不可观。另一类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经济的增长，不能够合理地泽被社会各个阶层，必然会反噬经济与社会本身。

　　针对这两类矛盾，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提供高端的指导原理，“和谐社会”给出终端的现实目标。但要针对当下我国面临的问题形成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在原理与目标之间，还需要一个提供操作的中间战略。自主创新战略的出台彰显，正意味着这一中间桥梁的到位，以及领导层对解决方案思考的整体成型。这一点，比照前路可以更见其关键——结束“文革”开始改革之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端路线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终端目标之间，正是逐渐确立并最终落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操作战略，而令整体发展方案寻到了足够的能量。

　　从操作上来说，通过创新战略，获取大量自主

　　事实上，只要是创新，必然就会是自主的。我们于“创新战略”之前再强调“自主”，显然自有特别的深意。曾经的计划经济中国，因为缺乏市场经济的原生要素，要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然需要政府首先通过主动配置相关要素来打造“模拟市场形态”。同样，我国社会缺少创新意识、能力与机制的事实，以及多年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不成功，也决定了政府首先要以“看得见的手”来提倡创新意识、部署创新战略，尤其是要主动积极地配置种种能够激活涌生创新的要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主创新的自主，也应体现为中国政府的自我意识与自我作为。而如同市场经济的建设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打造“模拟创新磁场”的细致尝试，要落在那些具备了相关优势条件的区域与城市身上。

　　自主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达区域继续领阵中国的最劲着力点

　　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日本的大田、德国的巴登－符腾堡……这些区域与城市，是这些国家创新能力的最有力象征。我国走向自主创新，也必然需要迅速形成自己的创新重镇。而这些重镇，无疑也只能出现在国内的经济发达区域。

　　既然是自主创新，具体的项目是难有借鉴的，但整体的方向则应有其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者一座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强是弱，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支持整个创新活动的公用创新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和高质，如对高校、研究所等基础研究的投入；二是特定互联产业群的规模与质量如何，如汽车产业、信息技术等；三是产业群之间以及产业群与公用创新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力度如何。

　　以此为参照，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无疑是全国最具备自主创新突破能力的区域。这三地不仅在基础科研能力与特定互联产业群方面已经占有优势，而且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财政能力，也能够有力地支持三地对这两方面进行持续而强大的投入。当然，这些优势只是在国内进行比较而言，事实上，即便是北京、上海与广东，上述三项创新环境要素也都还居于低值。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谁能够有效地完成“模拟磁场”的建设，较快配置出创新井喷的强大要素，谁就能够继续成为引领中国的主力与先锋。

　　这一点，对于我省来说，有着更丰富的意味。作为当年改革开放的趟路先锋，在其他兄弟省市也纷纷踏上了这条自己杀出来的血路之后，越来越清楚地能听到后面的追赶声。究其根本，我省一度实现的全国经济领先，本质上只是一种曾经获准“先学先试”的特权优势，并不能提供持久的核心

　　我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事实上，此前20多年的改革，我省获准先“试水”，是以破除“旧体制”来赢得“新产业”的。但发展至此，已然出现“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却已经不知还能从何改起的局面与困惑。体制改革的努力，在经过了“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准则的长期指导而取得现有成就之后，经济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喷薄而出，原有“利与不利”之划分标准渐，不再像当初那样可以准确把握。因此，抓出现有经济局面之下的敏感点，归纳出再一个简单清晰、易于理解和操作的划分标准，对于开解时下的体制突破之困至为关键。

　　这个敏感点，正落在关乎持久发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创新能力上；而“是否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抓住的正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本质内容与最新要领，完全可以以点带面，成为开创经济新局的指导准则。在这一准则下，政府如何做足创新战略的倡导、服务与激励，教育如何培育创新的理念与人才，社会如何形成创新的强大需求与风尚，科研如何完成创新的重点突破，企业如何成为创新的主体……全局一盘棋。以自主创新带动全局体制的革新，需要的正是一个自身发展扣应整体脉络、明困境而懂机遇、领跑意识与能力兼备的先锋。广东，曾为人先，而思再为人先，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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