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11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一文，作为主流媒体，第一次郑重地面对“中国愤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11月13日，著名杂文家刘洪波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认为，这些情绪激昂的人作为“愤青”乃是一种冒牌货。“中国愤青”只有一股向外的“反日”或者“反美”的怒火，至于向内的方面，他们只是到处派“汉奸”
帽子而已。（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愤青”是不是冒牌货，首先要搞明白“愤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愤青”一词源自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媒体开始用“愤青”来称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中国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90年代初，作家梁晓声就曾自称“我是愤青”。可见，“愤青”概念的延伸附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21世纪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显然是互联网的应用。想说就说，想骂就骂，心无顾忌，快意恩仇，虚拟空间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言论更加自由，也显得肆意。不可否认，期间确有人出言粗鄙，借匿名之机，做背后扔板砖之类的恶劣行径，但我们能用最粗鄙的一部分来代替全体吗？
刘先生认为，哪怕最理性的“中国愤青”，基本的精神气质也不脱“仇恨”二字。没有兴趣致力于公民权益、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中国愤青”代表着一种认知缺陷，信奉亡命徒逻辑。如此定论，未免有点他笔下的“愤青们四处派发‘汉奸’帽子”式的武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虽然他们在言论上极端仇外，但在这些极端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寻求心理认同的渴望，其本质上是向内的，还是为了解决“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
况且，作为网络时代舆情社意的一种特殊方式，哪怕是奇异的、极端的表现方式，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犯不上“侵犯隐私”、“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是否也应该有他存在的空间？一个文明成熟的社会，在预防措施到位的情况下，“愤青”在虚拟的空间“幸福”地表达现实的情绪，需要如临大敌吗？
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曲古筝单奏，而应是一场交响共鸣，一能相安，二能相辅。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其新著《实践自由》的封面上写下这样一句话：“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愤青”，或许我们会少些“内斗”：你有发表观点的自由，我有争辩的权利；你不必骂我“汉奸”，我也不必骂你“满嘴喷粪”。一个自由的国度，应该是一个宽容而多元的社会，高调再高，不律他人，低调再低，不逾底线，不违法律，高、低线间的纬度越大，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趋于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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