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已经过去的三天，中国防治禽流感工作发生了标志性变化：15日，湖南湘潭及安徽天长两地的禽流感疫区正式解除封锁；同日，辽宁省8名未能经受住禽流感疫情考验的干部，因涉嫌违法犯罪，有渎职、失职行为，分别受到处理；16日，国家卫生部通报，近日我国内地确定2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例；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重大
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案）》；17日，国家农业部出台《农业部门应对人间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应急预案》。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禽”况的发展，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已越来越成熟、理性、负责。显然，湖南、安徽疫区的解禁，是这种疫情应对理念的具体体现及必然结果。而另一方面，对失职干部进行问责，公布两例确诊病例，以及应急草案、预案的通过，则显示出在防禽工作中，我们已经有了基于法治化的、足够充分的行政问责及信息公开机制。
防禽，我们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但是要真正发挥这种优势作用，问责机制的督促效力不可或缺。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每一名官员在疫情应对中，每时每刻都做到恪尽职守、守土有责，但对于责任的追问却可以最大程度地敦促官员承担责任，最大限度地遏止灾难进一步扩大。2003年非典一役，正是来自中央政府对于高层官员的严厉问责，成为非典防治的真正转折点，最终建立起了有效的抗非典组织体系。
同问责机制一样，信息公开机制也是使我们最终战胜非典的宝贵经验。本月初，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就禽流感疫情防控举行会议，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提高透明度和公开性。其中澳大利亚一位官员指出：“遇到危机时应及时告知民众，而不是隐藏问题。人们知道得越快、越多，才能采取更迅速的方案，将威胁降到最低。”1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在禽流感问题上，在任何大规模疫情和传染性疾病问题上，都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必要隐瞒。”
同时，《应急条例》（草案）的通过与《应急预案》的出台，也正如非典催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那样，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及前瞻意义。它不仅为防禽工作制定了基本的法治规范，而且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对提供法治化操作依据。
而所有这些，表明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方面积极而务实的努力，显示出在全球化“防禽”工作中，中国良好的全球责任意识。一个国家的全球责任意识，必然首先体现于对于本国人民的责任意识。如果连本土人民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遑论承担国际义务。因此，作为一个农业及人口、版图大国，坚决防控疫情扩散，预防国内禽流感危机的进一步发生，这种有力的防控不仅极大地减小了国际社会防治禽流感的压力，而且也正是中国在“全球化疫情”之下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的重要方式。非典一役，中国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相信，在全球“防禽”战斗中，中国有能力为人类贡献更多。
各种各样的灾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之所以得以存续及发扬，恰恰是因为在应对各种各样的灾难中所具有的伟大理性与合作精神，以及先进、科学的行政及组织运行机制。看今日世界，疫情依然汹汹，各种各样的变数及灾难隐患依然存在。卫生部关于我国已确诊两例禽流感患者的权威信息也表明，禽流感疫情所危及的不再只是禽类，而已经在切实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我们深信，只要有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积极应对，我们将最终能在禽流感这一“全球性灾难”中取得胜利，我们也更寄望于，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能在共同应对灾难、承担责任中，变得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