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每日新华电讯》上的一条消息说，郑州市委托民间机构于近日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当地企业用于与政府部门“搞关系”的非正常支出，比去年几乎翻了一番。所谓“非正常支出”，包括请吃饭、接待检查、送礼、送红包、报销政府人士拿来的单据、地方“土政策”收费、强行摊派、乱罚款等等，有官员竟然拿着洗浴中心的100张票让企业报销。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所致——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对应的一种现象是“中国许多企业富有而不慈善”。何以“富有而不慈善”？似乎也可从“过高制度成本”中找到原因：企业与政府交往要耗费过高的“关系成本”，这种外在成本让企业产生的“被剥夺感”，耗散了企业内生的慈善自觉和道德责任，外在的表现就是，对慈善事业并不热心。在中国办好一家企业非常不容易———这是中国企业家一起聊天时常常发出的感慨。是啊，由于诸种制度的不规范，与个人、同行、银行、商业组织交往时要耗散大量的交易成本，这其中，最高的要算是与政府部门交往时耗散的“关系成本”：虽然《行政许可法》早已实施，但在调整政府与企业关系上，诸种潜规则起着实际作用，吃拿卡要现象越往下越普遍，土政策、小官僚、乱收费、瞎摊派等非制度因素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
确实，与社会有一种共生的价值关连，企业会产生一种天然的社会责任意识，通过慈善报恩社会———但这种道德感的实践表达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要满意于自身的生存状态，即感觉“办好一家企业并不是很难”———如果一切都按纸面上的制度规范办事，那么一切都可以预期，办企业自然不会“非常不容易了”，反之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针对中国企业慈善不足的现状，如今政府正以“企业公民”的理念动员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让企业这个共同体像公民一样履行“社会责任”。很显然，“企业公民”的定位，更多是从责任来说的——但我们别忘了，公民理念的首要价值是权利，责任是从权利推演出来的：一个公民，首先是一个权利的综合体，然后才是责任。同样，“企业公民”也是如此，我们要想让一个企业像公民那样履行社会责任，首先要在权利保障上让企业有“受惠感”，而不是与政府部门交往中时时感受到“被剥夺感”。
正如很难有“制度底气”指望一个有着被剥夺感的公民讲公共道德一样，企业同样不会产生社会责任意识。“关系成本”的存在并增长，表征着“企业公民”权利的弱势。以完善慈善制度来引导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般的制度反思，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制度反思视野。曹林，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2005年11月21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