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各国都不敢忽视

　　编者按：今年11月19日是第五个世界厕所日。上千年来，厕所的名称经历了由“茅厕”到“卫生间”、“洗手间”等的变化，厕所名称的雅俗之别，标志着人们生活观念和环境意识的变革和进步。如今，公共厕所已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窗口，城市市民素质的一种体现。

　　新加坡：让厕所清洁人员成为管理者

　　本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陈欣报道：新加坡政府一直重视公厕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倡导了声势浩大的公厕清洁运动。1996年，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清洁的公厕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新加坡是世界厕所组织的创始国，每年还举行公厕的星级评选活动。不过，当记者听说新加坡开了世界首家公厕学院时，还是非常惊奇。还有专为公厕开的学院？它教些什么课？学生从哪儿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公厕学院的创办者，同时也是世界厕所组织的创始人沈锐华。

　　沈先生说，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40%的人口一生中从未使用过冲水厕所。特别是许多贫困乡村，由于对排泄物不加任何处理，容易引发传染病等一系列问题。有数据表明，世界上每6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与此有关的疾病。因此，“让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干净、卫生的厕所”的梦想促使沈锐华创立了世界厕所组织和公厕学院。

　　目前，公厕学院开设的课程分为两类：贫困地区的厕所问题和城市公厕问题。为了教人们在贫困地区如何建造符合卫生条件的生态型公共厕所，学院特地从德国聘请5位曾设计和建造生态厕所的教授。现在，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40名人员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大部分是那些正在贫困乡村帮助当地人的义工。沈先生充满憧憬地说：“如果学院每年训练400位学员，他们回到当地后再教其他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贫困地区的人们将不再受到不良卫生状况的威胁。”

　　至于城市里的公厕问题，沈锐华认为，应该改变公共厕所的“传统形象”，特别要提高清洁人员的素质和待遇。虽然大家都在提倡清洁的公厕环境，但多数家长仍然对孩子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扫厕所”之类的话。对于这种观念，沈先生并不认同，他指出，厕所清洁工作虽然受到一些人歧视，其实学问很大，如果要做到绝对干净，没有臭味，需要清洁人员花费许多心血。

　　沈锐华表示，公厕学院不仅要培训清洁人员的技术，更要让他们有能力管理一整间厕所，将厕所清洁人员的职业素养都提升到“管理者”级别。沈先生感慨地说，从某种程度而言，社会观念和薪水高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目前，新加坡厕所清洁工月薪约为500至700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经过专业培训后，清洁人员管理好一间厕所，薪水有望提高到每月1000到1200新元。这样，厕所清洁工作才有可能摆脱“低人一等”的定位。

　　世界厕所组织还有许多设想，除办好公厕学院外，他们还打算在乡村设立“厕所银行”，通过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人们筹资建造自己的厕所。世界厕所组织执行董事施金龙则对北京把厕所当成一个经营项目的做法非常赞同，觉得这种商机意识可以让公厕得到更好的管理，值得学习。

　　纽约：公厕问题老大难

　　本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何洪泽报道：说起来惭愧，在号称“世界之都”

　　的纽约，公厕问题却是个老大难。不要说在皇后区、布鲁克林等较偏远的市区，就是在游人如织的时代广场，要是你一时内急，找座公厕很难，因为路上根本没有公厕的标志。最近听一个朋友说，纽约最近建立了一个公厕搜索网站，把全市主要街道上可以找到厕所的旅馆、餐馆、学校等都列在网上，查起来倒是很方便。但毕竟没有人在内急时能马上上网。

　　不久前，《纽约时报》煞有介事地刊登一篇消息，说经过十几年的反复争论，纽约市政府终于选定了一家西班牙公司来改造纽约的一些市政设施，包括新建20座公厕！

　　《纽约时报》之所以对纽约的公厕问题这样小题大做，实在是在纽约建公厕太不容易了。纽约公厕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早在1898年，纽约一个市民团体就发过宣传小册子，指出纽约缺乏公厕的问题。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作家在写小说时，也把马路上不好找公厕作为纽约生活的一个特点。新千年到来后，纽约市议会在2000年做了一个调查，公厕太少仍是纽约市民的主要抱怨之一。美国的媒体讽刺说，小小新加坡有750座公厕，雅典有500座，但纽约“还在计划之中”。

　　要说纽约市政府没有抓过公厕问题，那也冤枉它了。纽约市政府在上世纪初开始，曾在公园和地铁里建立了一些公厕。上世纪40年代最多时，地铁公厕有1676座。不过这些公厕由于缺乏管理，人为损坏太厉害，绝大部分公厕先后被关闭，现在只剩下78座。剩下的公厕条件也非常差，里面到处是涂鸦，根本没人愿意上，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纽约没什么公厕。

　　纽约上一任市长朱利安尼当政时，曾把公厕问题作为改善纽约市政府形象的项目之一。市议会也同意拨款500万美元，计划先建100座公厕。当时的市议会议长瓦隆去希腊旅游时，还把那里的公厕拍了照片回来，要市政府照着样子去做。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对究竟由哪个公司承揽这笔大生意产生争议，许多住宅区的居民担心管理不善的公厕会成为流浪汉和吸毒者的家，也不愿意市政府在附近建立公厕，就这样，公厕建设问题被耽搁下来。

　　现任市长布隆伯格上台后，把公厕问题当作他执政的三大优先处理问题之一。纽约的一些社区组织，如“34街邻里伙伴”和“时代广场改善商业区”也想尽办法建一些公厕，但在纽约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要找到一处便宜一点的地方建公厕太难了。

　　伦敦：要向中国学习改造公厕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查雯报道：英国的公共厕所很长时间以来受到本国居民和游客的批评，有的英国人甚至开玩笑说公共厕所像英国的天气一样糟糕。今年2月，英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项关于公厕的调查，在2000名被调查的成年人中，有2/3的人认为英国的公厕是“国家的耻辱”。在即将举办2012年奥运会的伦敦，仅有33%的受访者对伦敦公厕的现状表示满意。主流媒体纷纷对这项调查结果进行报道，并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

　　其实，在英国的商店、大学和博物馆等公共场所里都有卫生间，内部非常干净，许多卫生间还有为残疾人和带婴儿的妇女专设的洗手间。这些洗手间里有许多特别的设计，比如有供母亲为孩子更换尿布的平台，有的洗手间还配备了热奶器。但是，一旦你离开这些建筑来到大街上，找到一个干净的卫生间却不是那么容易了。由于经费紧张，英国一些城市纷纷关闭了由政府出资维护的公厕。有数据显示，近5年来，被关闭的公厕共占总数的20%，导致英国的公共厕所极端短缺。英国专家指出，一个人有便感后可以坚持5至10分钟，这段时间的步行距离约为300至500米，所以城市中每500米内应有一座公厕，而英国大多数城市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一位专家形象地将这比喻为“膀胱锁链”，意思是说，英国的公厕太少，以至于缩小了人们活动的范围。缺少公厕对旅游业也造成了很大损失，旅游部门每年都收到很多与公厕有关的投诉。

　　近来，许多英国媒体纷纷报道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一系列改造公厕行动，在同样为奥运会做准备的伦敦引起了不小震动。英国厕所协会在一篇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各种举措，并指责伦敦的有关行动为何尚未开始。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伦敦市政府也开始做出回应。最近，伦敦市议会发起了一项关于伦敦厕所现状的全面调查，向市民征集关于伦敦公共厕所的情况及建议。这项调查报告的结果将于12月公布，而改进措施也会随即面世。另外，伦敦市政府还积极研制新型公厕。不久前，伦敦正式启用一种可升降的自动冲洗公厕，它平时隐藏在地下，按下按钮，它就会自动升上地面。这种厕所不会有碍观瞻，也没有任何臭味，更重要的是，它能大大节省土地，因此建设费用也较少。

　　北京：“公厕革命”迎接奥运

　　本报记者马威报道：不久前，记者去天安门广场游玩时，一座厕所让我非常惊奇。这座厕所位于国家博物馆西侧，厕所里除了洗手液、烘干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外，记者还发现两侧的墙上分别挂着一个大屏幕彩电，彩电旁还有一台电脑———这是显示厕位占用情况的“厕位显示器”。另外，墙上还挂着壁画，墙角摆着绿色盆景。在每个厕位里，装有一个搁物台、两个挂衣钩，以及装有感应装置的手纸盒。厕所里还有残疾人的专用厕位。这些设备以前只有在高档宾馆才有，但现在它们却成了标准公厕的设备。

　　长期被忽视的公厕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改变？像这样的“星级”厕所北京还有多少？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旅游局规划统计处专家庞林华先生。据庞先生介绍，几年来，北京市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变城市厕所脏、臭、差的形象，5年来全市共投资4.2亿元人民币，在繁华商业街和主要街道，新建、改建有独立便器、洗手盆等卫生设施齐全的二类公厕600多座，并将旅游风景区和公园的740多座公厕全部升级为星级标准。到2003年底，高标准公厕已占北京市公厕总数的22％。北京市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8000万元人民币新建、改建400座厕所，到2008年奥运会时，城区二类以上的公厕要达到90％。

　　庞先生还介绍，北京的公厕分成两类：旅游厕所和市政厕所。处于封闭景区里的厕所属于旅游局管，其他的则归市政管委管。以前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虽然建了不少厕所，还是显得不上档次。为了提升北京的形象，双方共同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并决定首先将旅游厕所作为一个突破口。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根据硬件设施将旅游厕所分为五类，从一星到五星不等。

　　在问到正在进行的“厕所革命”是否是北京奥运战略的一部分时，庞先生笑着说，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就算不办奥运，北京的“厕所革命”照样也会进行。我们厕所的升级，并不是仅仅设施改善就一劳永逸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的厕所管理经验，提高人们的文明程度才是根本。▲

　　《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8日第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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