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作者：张念

　　尽管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但关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大陆地区的争议还在继续。

　　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争议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在国外，

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那里的妇女们，组织者与参与者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而在大陆地区，关于活动从程序到宗旨的质疑频频发生。关键是，一个妇女共同体的概念存在吗？妇女们的个体差异怎么才能整合到一个美好的共体理念之下？而在和平奖纷争的失败例子下，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价值以及美好诉求，尽管已经被公共知识分子充分表达过，但如何把一个社会共同体培植起来，其行为本身充满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歧义，并且在我们还没有站到一起之前，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据我所了解的台湾妇女运动，相当具有成效，因为性工作者可以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无须质疑的事情。但当这些台湾妇女和大陆妇女作为候选人共同出现的时候，大陆著名的防艾人士高耀洁女士提出异议。而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个同样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的行动家，对公益活动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发难，这样的不信任是怎样造成的？从现有材料表明，她最初的疑问是因为和平奖昆明会议要求参加者在自愿的前提下自备会务费。

　　公益活动的财务和上市公司的财务应该是两个概念，公益活动的财务公开针对的是捐赠人，上市公司的财务针对自己的股东。公益活动的利润产出只能是某种理念的传播与发扬，参加者共同分享它并且感觉快乐。而且千名妇女参评诺奖以集体群像的面貌出现，第一名还虚位以待。这怎么会变成闹剧呢？按争名逐利的商业逻辑，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战场连着另一个战场。

　　尤其商业逻辑，已经被我们内化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反应。于是有种种质问：她们在做什么，那些评委和参与者得到了什么好处，她们在抢夺话语权吗？凭什么值得信任，因为信任已经被大量的社会丑闻所挟持，剩下的只能是猜忌和敌意，所有的人都在怨恨所有的人。

　　在相当逼仄的社会良心资源里，“批判知识分子”内部同样四分五裂，这样的分裂同样是在商业逻辑的主导下产生的。像一个商人在揣测另一个商人一样，批判变得更加的诡异。因为在社会批判的不同生产模式中，在最基本的常识底线上，“批判知识分子”也很难以匍匐在地的高度，去发现真正的问题，并且团结在一起。

　　而女性主义的批判传统，绕开了知识过剩所产生的冰冷逻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一个资产阶级太太和一个非洲贫穷母亲怎么构成对话的可能，一个知识女性怎样才能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去体验卖淫妇女的困境，甚至有社会学者为了课题研究，自己进行令人瞠目的卖淫职业体验。无数的妇女团体和为妇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在她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妇女共同体概念，是力量、勇敢和智慧的结晶，尤其强调怎样善于和自己观念不同的人群和平相处。

　　这在我们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是无数轮子都开动的强力装置，很多社会资源被控制和封锁在特定的阶层之中，很多话语只能在狭窄的通道上相互挤压和耗损，任何批判维度在没有被充分理解之前，就被批判的批判给自我消化掉了。

　　面对强势集团，妇女的反抗策略具有僭越和戏噱的特点，是挑衅的而不是挑战的。一个有趣的生活例子就是，生气的太太会把丈夫赶到沙发上进行“性制裁”，而不是挥舞拳头，这非常不严肃的反抗，是女人天生的特质。而这次发生在大陆的和平奖争议中，有人质疑的是评选标准的混乱。但这恰恰是女人抗争的策略性表现，把政治上的凛然对立，转换成文化问题，是在象征的层面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些朝向生活的女人，工作着的女人，平凡普通的大多数，在另外的价值选择下，才有可能站在一起。

　　女性主义创造性的反抗维度，从实践到观念对于我们都是生疏的。而这次大陆参与到世界性的妇女活动中，漏洞百出成为我们的文化征兆，这表明没有价值认同，就很难有社会共同体。而抽象的理念，在一个熟谙人情世故的社会，即使是抽象理念的论争也会被刻写在私人恩怨的谱系中。而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好像是近亲血缘的接头暗号，被内化的乡规习俗所吞噬。你怎么可能去信任一个陌生人，这就是乡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生为女人，并不能天然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正如生活在有着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社会，我们并没有天然地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因为彼此的联系被彼此的不信任所中断。

　　这样的中断，造成彼此的隔绝，孤立无援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在没有秩序的现存秩序中，女性主义文本正如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现代性文本一样，其实一直没有被打开。在社会制度的死角地带，以及社会观念的塑造上，这样的话语摩擦必然会像贸易摩擦一样时有发生。文化基本是一块软肋，与强劲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不相称，以致于话语摩擦的深度一直没有出现，这个深度必然暴露那个潜藏的巨大的裂缝，以及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最危险的距离。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