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变成了老大哥

　　钟情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一次在北京，我问一个起了英文名字并有着绅士派头的中国人霍华德：“为什么全世界都害怕中国？”作为新一代中国人的代表，霍华德的反驳老实而坦诚：“唉，哪里有啊。最近两年你们根本不用害怕。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忙不过来呢！”“两年？”我大声追问，“然后呢？”“不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大概，怎么也得几年。中国现在处于上升阶段，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强大。”“然后呢？”“然后,”霍华德笑着说，“像历史那样，需要和平转变。”

　　“白色”世界一直在被遭到妖魔化的“黄色”世界所困扰。从中国人蚂蚁般的勤劳中，从他们集体性的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顽强力量中，欧洲人感到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威胁。而中国怀着自己长达5000年的文明宽容地望着那些不能正确评价亚洲文化优点的自负的白色“蛮夷”。纸、火药和活字印刷术等都是中国发明几个世纪后才传到欧洲的。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说过，听说过蛮夷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改变，但还没听说蛮夷改变中原什么。在其漫长的岁月里，中央帝国一直是超级强国，只是到最近300年才出了问题。

　　中国人从来没有成为好的战士，虽然2000多年前著名的《孙子兵法》直到现在还被人们广泛研究，不仅在全世界的军事院校，而且还在很多经济研究所和商学院。他的思想优美而简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当这一切尚未实现时，敌人侵入了中国。对此，中国人只需要等待———因为时间站在了他们一边。这个强大的民族可以同化外来者，不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中国的基因是世界上最强的，经过几百年，当年的征服者都会变成微笑着的黄皮肤的中国人。

　　新的世界中心？

　　在北京，到处都涌动着活力，一刻都不停顿的大规模的建设风潮让你震撼。我的一个朋友说，第一印象是“中国人太多了”，同时还联想到一个关于从莫斯科旅行归来的中国人的话，有人问他：“莫斯科怎么样啊？”他回答：“好啊！而且没有人，空的！”

　　首先你会感到害怕，怎样才能在汹涌而充满活力的人群中区分一个小小的生命？然后你会觉得难堪，怎样才能追赶这些奔跑着的、工作日与非工作日都在劳作的人群？

　　在中国，生活似乎是快节奏的。人们从贫穷的世界跳到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这里的人们仅仅为今天操心。当你和他们谈国际争端时，他们脸上会泛起漠不关心的表情———只要有工作做就够了！我想起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对话：“俄罗斯卖的很多，什么也不生产，闲话很多；美国买的很多，生产的很少，闲话很多；中国买的很多，卖的很多，生产的很多，很少闲话。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猜猜，谁将成为第一名？”

　　孔子的学说永葆青春

　　中国社会对传统的执著和坚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孔子学说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亚洲的保护层。政治理论家说：“亚洲的价值包罗万象，欧洲的价值只包括欧洲。”

　　孔子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哲学家，从上到下的服从性是孔子学说的一个基本思想。纪律、对家庭负责、集体主义、节制、勤劳和严格的体系制度等是孔子学说的基本价值。但最主要的是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为。

　　孔子说，如果上层遵守礼仪，则人民容易管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恰当地处理了这一关系。因为国家像树一样，可以照料它，但是不可以挖开土地去检查它的根。

　　成功的秘方何在

　　“言论自由？”在哈尔滨的酒吧里谈到这个问题时，幽默的中国商人刘先生哼了一声：“您自己想一下，如果十几亿张嘴同时张开将是什么样子？”

　　刘先生住在意大利，可以说3种语言，带着胸针，像个欧洲人。“我是一个文明人，我并不去寻找自由，”他说，“文明人知道，那是不存在的。只有年轻的、茫然的人才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自由’。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我们知道，自由必须以安全和繁荣作为前提。文明的本质在于它选择互让和中庸。自由应该慢慢地给，就像给孩子糖果一样———一块块地，一点点地，不然的话孩子会承受不住。”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开始改革时，它还不能确定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抑或回归传统。苏联的崩塌，毫不夸张地说，成了中国的前车之鉴。在改革中俄罗斯的原则普遍地被破坏，这与中国不应把果仁和外壳一起弄碎的原则大相径庭。

　　“这是真正的悲剧，”中国资深记者王崇德（音）说，“我们用心去体会并吸取教训。我们明白了，苏联的道路只能走进死胡同。我们面对的是与苏联改革时期同样的问题———选择西式民主或走以传统支撑的自己的道路？我们知道，只要美式民主渗入中国，它会产生分裂。这就是西方的目的———削弱中国，把强有力的国家分化成一大群彼此仇视的小国家。那些曾对苏联成功了的伎俩，对中国没有得逞。”▲（摘自11月23日《共青团真理报》，原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建设苏联，作者达丽雅·阿斯拉莫娃，苏钰译）

　　《环球时报》(2005年11月25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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