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一个无需择校的城市》为主标题，介绍了安徽省铜陵市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均衡发展”政策的经验，引题称之为“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
命名为“铜陵奇迹”不知是赞还是叹，但流露的情感则肯定载欣亦载悲。不论中西，人们通常将几乎不可能出现而意外出现的现象叫“奇迹”，它是人们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翘
首期盼的，它的终于出现当然令人欣喜感奋。然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世界上几乎是“国际惯例”，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21世纪的中国却这么难得实现，岂不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报道者称“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震动”一词当然是一种美好的预期。即便真的能“震动中国教育界”，又算什么呢？中国教育界中人，从乡村教师到教育部门高官，有谁不知道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有谁不认为这样做既必要又可行？早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时，国家教委就提出了中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
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铜陵市以外的“各地”长官为何不愿尽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他们对中小学搞差别对待（拨款、师资、优秀管理者向少数学校倾斜）有什么好处？重点办好几所“优质学校”，当然比办好每一所学校省力、见效快；有可以向任何人展示的不逊于发达国家贵族学校的“名校”做窗口，不仅有形象、有政绩，可得“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之名，而且实惠也不少，举凡学生择校、教师与校长的聘用与调动都予取予求，只要想发财就不愁没有上贡的，于公而言，可以聚集“择校费”造成优质学校的“良性循环”，于私而言———不提也罢。而且，从幼儿园到中学，几十年来首脑机关附近的园、校从来都是重点投资的单位，长官的子孙是不用择校的，即便要择校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在这样的情势下，地方长官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追求社会公平的良知，何苦自找麻烦，去触动既得利益者，为平民发愁，为明天“多事”呢？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用什么来“反制”那些情不为民所系、权不为民所用的官员，促使或者说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达成这个利国利民的目标有所作为？
“反制”措施其实很明确很简单：一、从上到下，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违法者依法论处。只要让法律的尺子硬起来，“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就不会只是写在墙上的漂亮话了。二、作为实行“公共财政”和“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心工程”，将每笔教育拨款的分配去向、每笔教育开支的用途都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只要教育投资与开支经过人大代表们的审议和核查，经得起人民群众质疑，可以相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部门某些权势者浑水摸鱼这些痼疾立马可以减少大半。
从依法治教、公共财政的角度讲，铜陵的证明是无力的。铜陵的证明只是“证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行和得人心；也可以说，又一次证明了在尚未实现法治和政务公开的大环境中，地方主政人的治理观念是否开明至关重要。
我为“铜陵奇迹”感动，我又期冀中国超越铜陵经验。毕竟开明的地方长官可遇不可求，我们岂能坐以待天降奇迹！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07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