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老兵生前口述南京沦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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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08:36 南京晨报 | |
光华门、中山门、山西路、中山东路……南京市民再熟悉不过,68年前当日军攻入南京城时,当时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特务连服役的杨先瑞作为幸存士兵活了下来,他在日本兵的屠刀下艰难偷生,多次侥幸逃脱,在历险中他看到日军在攻城时动用“系留气球”等细节,成为证实日军屠城难得的新铁证。日前,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就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 攻中山门敌人动用“系留气球” 我16岁在教导总队特务连当兵,后被总队长桂永清选中当侍卫。因为想到前线打仗,训练班结束后就把我调到了辎重营当战士。淞沪之战失败后,我随部队撤退到南京,担负着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马群、麒麟门一线的弹药运输。驻地就设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 12月12日,安德门失守,溃退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的士兵严重地影响了前线士兵的斗志。下午约莫5点多钟,我开车执行任务,路过太平门,看到总队长桂永清从小车上下来。这时正有一队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向他报告前沿阵地失守的情况。听完报告后,桂总队长就到富贵山去了。我们也绕到中山门。此时中山门外卫岗高地及农场地区激战正酣。中山门的守城士兵利用良好的地形和工事,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敌人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暴跳如雷,他们在升入天空中的气球上的瞭望员的指挥下,用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城门一带,城墙被炸塌了一角。教导大队特务连宋克义排长在城楼上指挥战斗,腿被炸飞(我刚入伍时,就在他手下当兵),其状惨不忍睹,但仍坚持战斗,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来,他要求弟兄们给他补一枪,但谁也不忍心打这一枪。最后,他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与城池共存亡”的誓言。 说实话,当时我们是不服输的。我们教导总队士兵的素质比日本人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也有较好的装备,但是日本人的装备更加先进,特别是他们有“系留气球”的指挥,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我们的阵地。而我们也有先进的德国造的大炮,但就像睁眼瞎一样,找不到目标。甚至友邻炮兵部队怕暴露目标将炮火引到自己的阵地上,而拒绝开炮,致使敌人更加肆无忌惮。 金陵中学内挤满难民 晚8点左右,守城无望,我们从战火中向后撤退。我是山东人,在南京没有任何亲人。辎重营排长贾维翰带着我找地方藏身。从战场后撤时,感到极度困乏,眼睛都睁不开,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排长不时地摇晃我的身体,牵着我的手向前机械地行进着。朦胧中发现马路上模糊地出现一座楼房。“怎么房子到马路中间来了?”我惊讶地问,挤了挤眼睛,才看清楚,已到江苏路了。那楼房就是现在的鼓楼区图书馆。在山西路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们又返回新街口,想探探情况。这时已是13号早晨了。从华侨路出去,准备过街时,就听到“嗖嗖嗖、嗒嗒嗒”机关枪扫射的声音,中山东路方向道路已被封锁。无奈,我们只好折回头,当转到干河沿时,发现日军的坦克正在中山路向前行驶,成队的日军跟随其后,我们已被发现。此时,离敌人仅十几米远的排长拉着我的手急促地说:“对不起了,情况危急,我到北京路去了……”话未说完,就跑开了。分手以后,我就往干河沿巷道内跑,突然迎面走来一中年男子,惊呼道:“小兄弟,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外面转悠,快跟我走。”我疾步跟在他到了他家。但他老婆怕受连累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还把人带到家里,找死!”听了此话,我转身出门。走不多远,那中年人就赶出来,对我说:“小兄弟,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于是就把我带到金陵中学,找到看大门的熟人。经过说情,我进了金陵中学难民区,被安排在体育馆内,化名杨毅。体育馆内挤满了难民,混乱不堪。别人都是一家一户地围坐在一起,需要上厕所或外出,地方都给留着。我是单身汉,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没地方了。12月中旬,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我就在体育馆外面来回踱步。体育馆管理员王忠福看我老实巴交的,就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在食堂旁边,靠近口子楼一侧有一口大锅。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烧着稀饭,供数千名饥寒交迫的难民吃。在这里,每天都能听到杀人、强奸、抢劫等骇人听闻的消息。图书馆楼上是较早搬进去的一家人。有一天,闯进一名凶悍的日本兵,把住在楼上的这家人赶下楼去,惟独留下了哑巴女儿,大白天就强奸了她。 日军闯进难民区抓人 日军杀人如麻,难民区一片恐怖。12月23日,灾难终于临头。这天上午,学校围墙外开来了5 6辆军用卡车,一百多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抓人。他们逐个教室搜查,把难民赶到东北角的操场上,女人和孩子集中在一边,不检查。男人集中在操场中央,操场上放一个大桌子。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指使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国人站在桌子上喊话:“听说你们中间有当兵的,希望你们能主动站出来,我们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如果不出来,查到是要杀头的”。中国人的善良愿望和从众心理,使许多已解除武装的士兵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很快在队列前站了几十个人。紧接着,检查开始了。所有的男人从桌前一个一个地走过去,必须以户为单位,有人担保方能通过。无人担保,即站到另一边去。日本兵检查主要看双手有无老茧,头上有无帽匝,是否光头等。凡是可疑分子或单身青年均被拉出队列。我当兵较早,参加了淞沪之战和南京保卫战,对日本人的凶残十分清楚。因此当日本兵一踏进金中大门,我就东躲西藏。因为凡是当兵的印记在我身上都具备。我的标准军人照就陈列在大行宫大都会照相馆的橱窗里。我讲的山东话和本地人明显不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是当兵的。后来,我发现敌人搜查很严,想躲躲不掉的时候,先找了一位认识的金中职工,请其掩护,但遭其拒绝。就又在人群中找到了王忠福,王沉思了一下,毅然地将左臂上白底黑字、上写“难民管理员”的标志别在了我的手臂上,并嘱咐我,要到外面转,不能呆在屋里。我戴上臂章以后迎着日本兵向操场走去,并围着操场的过道来回转悠。不时有日本兵向我走来,我就有意无意地转个身把左臂暴露给日本兵。日本兵往往看到臂章以后,就停步,向别处走去。有时我干脆迎着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过去,麻痹敌人,化险为夷。就这样,我警惕地注视着日本兵的动静,和日本兵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巧妙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检查持续了5个多小时,直到下午才结束。卡车上装满了手无寸铁的士兵和无辜的青年,将近250人。事后,我将积攒下来的60元大洋送给了王忠福。王用此钱买了白铁和木板,盖了房子,房址就在现在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已拆迁)。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他,以谢他的救命之恩,直至王老去世。 和南京姑娘迅速成家终脱险 在金陵中学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寻找机会逃出南京。那时,我年轻,无负担,所以一直在王忠福家住着。但是一个光杆男人在南京终究是危险的。如果逃不出南京,迅速成家就是很必要的了,这是每个幸存士兵心中的渴望。有一天,我到一个朋友家去探听情况,下楼时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做饭。那高挑的身材、娴熟和优雅的动作一下就把我迷住了。以后我经常到朋友家去,并主动和这名女子搭讪,才知道她父母在日军进城时逃散了,至今生死未卜。她带着弟弟、妹妹3人艰难度日。正好她也需要依靠,于是我们就住在了一起。那是1938年的下半年。那时我们对日军恨之入骨,也恨唐生智,在我们与城池共存亡的时候,他却首先跑了,落得今天的下场。南京保卫战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在战场上是多么的重要啊!落后就要挨打啊! 子女:1995年老人才说出往事 现任南京市胸科医院结核病区主任的杨书华,是老人的第二个儿子。昨天,记者和他取得联系,核实这段口述历史并告知报社想刊登时,杨书华很激动。杨书华称,父亲一直不太爱讲话,基本上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家里的亲人也一直不知道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直到1995年,父亲在看完了一部《屠城血证》的新电影后,终于打开记忆的闸门,当时的杨书华异常感动,立即想到要把父亲的这段经历形成文字并保存下来,于是他陪着父亲到当年的光华门、中山门、金陵中学等地又走了一遍,并把父亲的口述一一记录了下来。杨书华告诉记者,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过得的确不容易,心里的话一直无处诉说,记得他上中学时,曾穿过一件呢制的军服,颜色有点发红,一看就是有年头的,现在细细回想起来,应该就是当年父亲逃生时保留下来的军装。 专家:口述材料是难得血证 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告诉记者,杨洪瑞口述城陷时逃生的经历,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他所提到的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教导大队特务连排长宋克义等,在原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的回忆录中也被提及,描述细节也基本相同。老人口述的日军进攻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等地的时间和情形,难民营的地点和情况等,在南京大屠杀的其他史料中也能得到佐证。张连红称,杨先瑞的这段口述是相当珍贵的,目前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杨先瑞作为一个幸存士兵,将逃生生活记录下来,意义重大。本来应该将这段珍贵的口述材料放进即将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里的,作为幸存者调查口述的一部分,可由于该书在12月25日左右就要出版,时间不允许,只好忍痛割爱。将该口述材料独家提供给《南京晨报》,是想让南京市民在“12.13”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能先睹为快并牢记历史。 感谢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大力支持。记者黄益 国宝“千手观音”将从日本回南京 晨报讯(记者黄益刘颖)64年前东渡日本的唐代国宝“千手观音”即将回归中国,在昨天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8周年和平集会现场,一位日本友好人士明确告诉记者,此次来宁除了祭拜南京的30万亡灵,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想让当年被汪伪政府送给日本名古屋的唐代国宝“千手观音”重新回到南京。昨天,在和平集会现场,日本名古屋市的爱知宗教者平和之会代表广濑务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这次一行21人到南京,就是为了参加当天的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8周年和平集会。“70年前汪精卫政府曾经送给名古屋市一尊千手观音佛像,今天我们想让这尊佛像重新回到南京的毗卢寺。这次来也是在为这件事做努力,千手观音佛像应该很快可以回归南京。”广濑务先生双手合十虔诚地对记者说,日本这几年的政治一直没有明朗化,他作为日本热爱和平的人士一直希望可以促进中日友好,昨天已经是他第三次在12月13日这样特殊的日子到南京来悼念亡灵了,尽管力量微薄,但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从南京毗卢寺了解到,这尊“千手观音”是在1941年被汪伪政府送给日本名古屋的,当时日本也回送了一座11面观音佛像。“千手观音”到日本后,先是被草草安置在日本的日泰寺,后来又被移至名古屋郊外和平公园的和平亭。因该亭一年只开一次门,国宝“千手观音”在日本64年来其实只有40天可见天日。据了解,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的“千手观音”像底部已经损坏,靠一根木棒支撑着。 南京毗卢寺住持传义法师还拿出“千手观音”的照片,照片上的观音金光闪闪,双手合拢,端坐莲花,佛像庄严,背后千手栩栩如生。传义法师称,在清代以前该观音像一直供奉在衡山。1884年,曾国荃当上两江总督,在南京造了毗卢寺,请海峰来当住持。他不仅建造了壮丽宏伟的万佛楼,还特意从衡山请来了唐代千手观音作为“镇寺之宝”。由于日本的11面观音像在“文革”中被毁坏,日本方面一开始提出,作为当初的交换,不能归还唐代“千手观音”。但经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不懈的努力,“千手观音”不久后将回归中国,其落脚点就在南京的毗卢寺。为此,毗卢寺已经在万佛楼的四楼正中,腾出了地方,专门供奉国宝。 作者:/来源:南京晨报 相关专题:南京晨报聚焦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