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一起由地方政府下令组织的非法集资案，在经历了漫长的“冤无头债无主”之后，终于找到了应该替它“埋单”的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为12年前由他指挥、总额达4055万元的非法集资一事，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财经》的报道以《陈维席丢官》为题，其实，陈并没有被一撸到底，只是降为正厅级巡视员——任宿县地区行署专员期间下令集资，其后调任书记、擢升副省级，现遭查处又降回到正厅。这样一份“结账单”，和打了水漂的几千万集资款相比，和政府失信于老百姓的后果相比，未免“资不抵债”，不过，比起诸多至今仍“无人认账”的失职行为，毕竟也算是一次难得的突破吧。
突破谓之难得，盖因得来不易。这七八年间，中央媒体为此发过多篇内参，据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还作了批示，却终无下文。《安徽日报》属下子报作公开报道，更是捅了“马蜂窝”，原宿县地委书记与陈维席本人分别上门“兴师问罪”，要求报社道歉。最郁闷的是，报社竟然受到有关部门批评:“你们怎么能够监督厅级干部？像《安徽日报》这个级别的党报才有资格。”一边是舆论监督对失职官员的不断质疑，一边是失职官员的不断升迁。
这就是现实体制之痛——监督和问责俨然变成“两张皮”，甚至变成“贴反了的门神”，彼此背离，反目相向。门神贴反了，还可以各跺各的脚，各瞪各的眼；监督踩着了某些官员的痛脚，一蹦老高、出手打压的却常常不止被监督者本人。公开报道宿县地区非法集资案的媒体，就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词训斥:“你们怎么能够监督厅级干部？”这种责难不但暴露出“官官相护”的心态，而且反映了“不倒翁现象”早已被官场中人“习所见闻，积非成是”，舆论监督去踩失职官员的痛脚，无异于踩了体制的痛脚，体制内的反弹也就势所难免。
锥心入骨的体制之痛，终于引发体制之变。去年以国务院严肃查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为开端，“官员问责”渐成气候，陈维席也成了安徽省第一个因失职被查处的副省级干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对官员虽有“问责”，却尚未成“制”，对官员的问责，更多的还是追究其道义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所以，丢了副省级的陈维席，还是个正厅级巡视员。
(原载12月16日《南方日报》，作者舒黔，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