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成都交管部门将一些路口路段新增设的200个“电子警察”位置全部向社会公布，此举引起市民的良好反响。成都交管部门称，此举旨在促使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达到减少交通违法行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目的。此前，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曾表示，要将全市所有电子眼数量、位置公之于众（据新华社12月18日电）。
在“杜宝良万元罚单事件”之后，电子眼“暗中执法”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许多法律专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电子眼“暗中执法”在法律上的不妥之处。其实，关于电子眼的法律拷问，“暗中执法”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比“暗中执法”更重要、更基础、更根本的问题是：电子眼的位置是否应该公开，是让人一目了然，还是隐蔽得无法察觉？而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不妨从政府“善治”的角度分析。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当今，树立新型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善治”，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的共识。“善治”意味着只有政府和公民相互信任，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社会因此而实现和谐。而目前绝大多数城市不愿公开电子眼位置，显然表现出一种对于公民的不信任。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政府其实也有权针对某个公民提出不信任要求，但前提必须得到法律明确授权。
因此，“善治”更意味着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全面地知晓政府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政府行为所依赖的工具、规则，政府行为的方式和规律等。所以，若无法律特别规定，政府部门不得对公民隐瞒信息，特别是那些和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
电子眼是相关政府部门实施社会管理行为的一种工具，它与公民的权利密切相关，所以严格来说，电子眼的位置是一种公共信息，它不应该保密，而应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开。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20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