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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参加一个座谈会，主事人问:多年来，税收增长比GDP增长快很多，究竟什么原因？问题明了，但自己一直没有答案。不久前讨论土地制度，正听人论证物业税之时，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理由——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增税的根据。
近年我们在本土听到的加税理由，倒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先有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税收占GDP比重的高低，定义为“国家能力”。就是说，有本事加税就表明国家能力的强大。哪个爱国公民会不赞成增强国家能力呢？那就加税吧。
最近的例证，是运用税收调控经济达到进退自如的境地。一方面，诸多专家论证利率和汇率皆不可轻动——或者动了也无用；另外一方面，加税停税闹得市场中人无所适从。坚守汇率不变而开征纺织品出口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建议，政府礼贤“下士”，决定开征；不料欧美国家仍然要搞什么特保之类，最后还是商务部长宣布取消尚未开征的纺织品出口税。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几位香港教授的热门话题——顺便说一句，近年大行其道的“卖地财政”，也来自我们的东方之珠。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是税赋。
这么说吧，无论出于学说的推理，或者是糅合各家之言，还是逼出来的急就章，反正政府要抽任何一种税，都不难找到“证明合理的理由”。政府本来有权强制收税，行政主导的税制少受节制，而各方专家可以证明开征任何税种的理由——齐了，形成一个“万税”经济似乎易如反掌。
危险就在这个地方。数之不尽的证明抽税必要、合理的理由加到一起，可能加总出一个谁在事先也没有“计划”过的局面:税收总量过大，政府承诺过多、开支过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销蚀人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意志；税种过于复杂，征税成本高，则刺激腐败和寻租活动。转来转去，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又不能自拔，岂不糟糕？
解决办法当然不是抽取“累进的加税建议税”。我认为可取的办法，要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最高税负量，然后在税收总量的限度内，开放税收专家意见之间的竞争。建议增加任何一种税吗？先问总税量还有没有“房间”。如果没了，那就先回答，你建议哪一项现存的税收取消或减少？
(原载12月19日《经济观察报》，作者周其仁，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