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撇下孩子不是因为我们心狠

　　编辑同志：

　　12月15日，江南时报3版“微言画止”栏载文称，全国14岁及以下儿童总数达2290万人，有近五成的儿童没随父母在城里生活过。文中呼吁家长不要光为了打工挣钱而撇下孩子不管。

　　本人就是千百万留守儿童家长中的一员。现想就这一问题说两句心里话。

　　我和妻子于2000年出来打工，当时孩子在上幼儿园，本打算在异乡安顿好后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学，可一打听本地的上学费用吓了我一跳。转学择校的费用不说，仅正常收费每学期就要一千多元，我和妻刚刚上班，自身生活都很拮据，若把孩子接到身边又怎堪承受。

　　这样一过就是两年，女儿也升到二年级，我们收入也比刚来时高多了，接女儿到身边读书成了我当时整日考虑的问题。可到当地的小学一咨询我又犯愁了，一是没关系很难进本地人开的学校读书，外地孩子只能进外地人办的学校（现在这一现象已不存在）。二是孩子所念的课本内容有不小差别，如果转学必须从一年级重新开始念。最主要的是以后孩子中考、高考在何地考，回去考学校没名额，在当地考户口又是问题。当时有个老师告诉我，即使没有这些条件限制，按现今的教育收费，孩子若在当地上到高中，生活费加学费一年最少要6000元。最终我放弃接孩子到身边读书的打算，决定等孩子上初中后回家一个人陪读。

　　现代人一说到压力首先想到的是知识分子、城市白领，似乎打工的没有压力。其实正相反，我们何常（尝）不被来自生活、工作、精神上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不是在老家挣不到钱，谁愿弃家别子远走他乡？城里人不干的活我们干，但我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时时担心工作不保不说，还要忍受有些黑心老板克扣工资之气。我和妻约定每个星期六晚上打电话给女儿，有时女儿在电话那边哭，妻在电话这头伤心落泪，真正的不是滋味啊。

　　要说国家政府不关心咱打工的，那是睁眼说瞎话，可我们打工的孩子上大学学费不比别人孩子少交钱。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花钱的地方非常多，上不起学的孩子都找国家“照顾”，我认为不现实。趁现在孩子小，不出来打工挣钱，以后孩子的生活、教育怎么办，父母双亲靠谁养。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该怎样选择？我相信大多数父母之所以忍痛割爱把孩子留在家中，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选择。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呢，相关的评说建议有许多，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官员学者，不敢妄加议论。我想强调的是，当国家出台一项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法律法规，相关的具体操作执行单位、人员，一定要做到良心执法，100％的落实。因为哪怕有1％的“疏忽大意”，都可造成农民工的权益受到100％的侵害。我们不难看出，再好的制度、再严的法规，要想产生预期效果，取决于层层落实、级级执行，反之，只能是一纸空文。

　　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老百姓的社会保障问题，医疗、教育以及一大批事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问题，都需要国家付出巨额资金。在国家还不具备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当下，惟有期盼一项好政策、一个好制度来惠及相关领域的“弱势群体”。而如何使“弱势群体”真正被好政策、好制度的光芒普照，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把孩子撇下出来打工，今天我们可能是丢了“西瓜”，但为了明天收获更多的“芝麻”供养孩子，我们也只好如此狠心了。

　　无锡市红豆集团孙维国

　　编辑手记＞＞＞

　　读着读者孙维国的来信，心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亲情所打动———尽管孙维国以及很多像他这样在外务工的人一样，为家庭背井离乡，为生活颠沛流离，惴惴乎终日奔波于外，但他们的内心中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对生活充满着进取的信心，对政策充满着期盼的热望，对子女充满着伤感的爱恋。尽管国家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要彻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的确任重而道远。本报今日全文刊发孙维国的来信，也是想再次呼吁社会真正的把关心农民工落实到实处。本报今日起，特意开通讨论热线：025—84609030（15：00后），电子信箱jnsbgmy＠eyou.com，围绕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各抒己见，出谋献策。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23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