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大国俄罗斯

　　光顾过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的中国人，总能在当地的书摊上发现几本封面赫然写着汉字的书。这些书都被摆放在最抢眼的位置。笔者随便在一家中等规模的俄罗斯网上书城输入“中国”一词，立刻会检索出数百种介绍中国的图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译本。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曾将俄文版《四书》作为国礼赠送给胡锦涛主席。中国题材图书在俄罗斯的热销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在汉学大国俄罗斯，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已经走出学者的书斋，在民间具有相当影响。

　　中国古籍风靡俄罗斯

　　在俄罗斯，《论语》、《易经》、《道德经》、《庄子》、《史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今古奇观》等哲学、历史和文学名著，以及有关中医、气功、武术、风水的书都是书商们争相经营的畅销书。有的译本从19世纪一直再版至今，比如《论语》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有几个译本，而后又不断有汉学家翻译，2001年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将俄罗斯几代汉学家的7种《论语》译本结集出版，蔚为大观。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俄罗斯青年人学习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青年人不仅构成中国经典读者的主体，而且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手段传播中国文化。他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许多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的网站，有专门刊载儒释道经典的，有发布中国古典诗词的，有发表中国研究论文的，甚至还有根据道家理论提供风水和算命咨询的，林林总总，让人应接不暇。现代资讯手段为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提供了一条更加方便快捷的途径。

　　几代学者介绍中国文化

　　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汉学共同构成当今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向俄罗斯传播的过程中，俄罗斯汉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早在18世纪，俄罗斯就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译介，19世纪诞生了像比丘林、王西里、巴拉第这样的汉学名家。受地缘和对华外交等因素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中国研究多以历史地理为主，尤其关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1917年以后，在世称“阿翰林”的阿理克院士领导下，俄罗斯汉学实现了从帝俄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的转变。阿理克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者。然而，在肃反运动和卫国战争中不少才华出众的汉学家或被以莫须有罪名枪决、入狱，或在战场上殉国，给苏联汉学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苏联的中国研究才重现生机。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出于研究当代中国的需要，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自此，当今俄罗斯汉学格局最终形成———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地理上一南一北，研究侧重上一古一今，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俄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为建于1818年的亚洲博物馆，与1855年建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本土最重要的两个东方学研究基地。这两个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帝俄汉学的历史。俄国传教士利用常驻北京的便利条件为这两个机构的汉、满、蒙、藏文献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加上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从敦煌藏经洞和西夏黑水城盗走的文献，使圣彼得堡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文献收藏中心。圣彼得堡的汉学家们秉承了俄国古典汉学传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翻译、研究、校勘和出版。如王西里院士翻译《圣武记》、《蒙鞑备录》，阿理克院士翻译了《聊斋志异》、《司空图诗品》，孟列夫翻译《红楼梦》诗词、《搜神记》，聂历山的西夏学和孟列夫的敦煌学研究等。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圣彼得堡汉学家在近两个世纪的时光里一直固守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之为“圣彼得堡学派”。

　　莫斯科最主要的汉学研究机构有3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另外还有一座专门收藏汉籍和汉学著作的汉学图书馆。规模最大的远东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当代问题和中俄关系，是俄罗斯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智囊。尽管朝鲜和日本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但在约200名研究者当中，汉学家占绝对多数。当今俄罗斯仅有的3位汉学院士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及季塔连科都是该所成员。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以中国历史与社会为研究重点，自1970年开始不间断每年举办“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已出版会议论文集35辑。著名汉学家越特金在这里为翻译《史记》辛勤耕耘了一生。作为人才培养机构，莫斯科大学的汉学研究以汉语语言学为重点，高劈天与谭傲霜的成就尤其突出。当然，2003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李福清通讯院士也不能不提，他是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著名的“列藏本”《红楼梦》就是由他发现的。与圣彼得堡相比，莫斯科汉学在研究对象上更侧重于当代中国，方法上更显灵活多样。

　　近年来，具有特殊地缘优势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伊尔库茨克、伯力、海参崴的汉学家在大量培养汉语翻译人才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形成了以俄罗斯华侨、中俄文化关系以及藏传佛教为研究重点的学术特色，大有自成一派的趋势。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2002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四届欧洲汉学家大会上指出：“俄罗斯每年出版研究中国的专著70多部。俄罗斯汉学家分布在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伯力和海参崴的近40家（目前已达50余家———笔者）科学中心。”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说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继续维持了其作为汉学大国的地位，同时显示了中国对于这个北方邻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上的持久魅力。▲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教授）

　　《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8日第二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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