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
据悉，中央已经决定在2006年联合18个部委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整治，把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力争建立清廉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与此相关的一项重要举措则是：日前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对此，不少专家表示乐观，“刑法草案的修改传达出的正是国家重拳整治商业环境的信号。”但也有不少人闻讯忧心忡忡，尤其是一些“医药代表”，都担心“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了”，应该“采取更隐蔽的法子和医院打交道”。作为市场活动中的恶性不正当竞争手段，商业贿赂对正常市场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有目共睹，同时它还腐蚀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更通过价格、服务质量等因素直接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因此，今年中央将重拳出击商业贿赂活动，可谓深孚众望。不过，在扩大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的问题上，也有人表示了不同见解，比如某专家就表示担心：“《刑法》是经济活动的最后底线，如果说商业贿赂是生长在经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那么《刑法》所起的作用就是医学上的化疗，这种治疗方法是否能对商业贿赂进行有效治理和清除，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商业贿赂，不能仅依靠《刑法》，而应进行“综合治理”，对此观点笔者非常赞同；但如果将《刑法》的惩治作用比作“化疗”、认为“刑法治贿只是权宜之计”，则恕我难以苟同———所谓化疗，最明显的一个后果是，是不仅“疗”了“毒瘤”，同时也必定破坏人体正常的细胞。可是刑法的惩戒作用，则只会打击从事和收受商业贿赂者，而不会伤及无辜，相反，对正当的生意人更是一种“袒护”。显然，《刑法》用诸商业贿赂活动时，对对象是有清晰地甄别的，这与“良莠不分”的化疗有着本质区别。
更何况，通过刑罚手段，让浊者受罚，“清而可能浊者”受威慑，清者愈清，它所起到的作用，绝非“权宜之计”可比，也与“综合治理、规范市场规则”毫无矛盾、并行不悖。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任何综合治理、再成熟的市场规则，都不能缺少刑事处罚这一“终极法官”的威慑力，因为任何市场主体的原始本能都是追逐利润，一有超额利润和机会，它们就可能罔顾既定的商业伦理、诚信规则，本能地破坏游戏规则。因此，在非强制性的游戏规则之上，必须还高悬一把人人敬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游戏规则起到强化、内化效果。
孔圣人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言太理想主义，也从未真正实现，在今天强调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正确的做法则是：既齐之以礼（可以理解为游戏规则），又齐之以刑，两手都千万别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