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敬畏自然”与“装神弄鬼”

　　早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大约两个月前，我读到一篇报道：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自然”———2005年是一个天灾横行的年份，不少评委提议飓风“卡特里娜”为《时代》“2005年度人物”。

　　若放到国内视野里，情况也异常相似。去年是1998年之后我国遭遇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个年份，而几乎每一件“天灾”背后，又总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找到“人祸”的影子。这些“天灾人祸”一次次地提醒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不过，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有趣的花絮：2005年12月18日，最终评选结果揭晓，比尔·盖茨夫妇以及U2乐队主唱Bono三人分享了这一荣誉。

　　这件事情，连同为中医“正名”的运动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春之间国内知识界的另一场大讨论，话题焦点是“敬畏自然”。

　　其实争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在当前这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危机之下，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早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争论的焦点是：人应当怎样看待自然？“文化保守主义者”之所以要使用“敬畏”这个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不仅养育了我们，而且它本身还拥有我们人类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神秘意义和启示，即使人类的科技再发达，我们在它面前也不应该有丝毫的骄狂，我们永远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说穿了，他们是想借“自然”这个东西来为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死了”的“上帝”还魂。

　　必须指出，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始终应当在内心深处对某些东西保持敬畏之心。然而，所谓“敬畏”，是指向神圣之物的态度和情感，我丝毫不认为自然是神圣的。我们需要“敬畏”的不是“自然”。自然是我们人类能够凭借自身的理性逐步了解的，虽然至今我们对自然奥秘的了解还只是沧海一粟，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终将揭开宇宙万物存在之谜。

　　不过，虽然自然是可以了解的，并不值得顶礼膜拜，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人类就有理由狂妄地去“征服”自然，或者宣称要做自然的“主人”。因为人与自然并不是敌对的或从属的关系，相反，人脱胎于自然，自然颇似人类的“母亲”。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敬畏”我们的母亲，但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热爱、尊敬和善待曾经无私地养育我们的母亲。我认为，这种情感和态度也应当是人类对待自然最正确的选择。

　　我猜那些主张必须以“敬畏”态度对待自然的人士心目中的自然大概是壮阔的长江三峡，或者阿尔卑斯山脚下宁静的湖光山色，实际上这些优美的景致早已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自然”了。在真正的“自然”中，除了上述这些美景之外，更多的恐怕是山洪爆发、河流改道、森林大火和生物之间残酷的弱肉强食……经过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几乎已经不可能找到哪怕是一个角落里还保存着一片真正的“自然”净土。今天的自然几乎全部都是“人为”的自然，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在现代之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进入现代之后，自然反过来变成“人为”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注定是毫无美感并令人伤感的，对那些充满浪漫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的有益的一面，我们人类失去了一个原始的、真实的“自然”，换来的是安全、体面的文明生活，我们不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时刻为饥饿、寒冷和凶猛野兽担惊受怕。所以，就连一向不遗余力地推崇并试图恢复上古“王道”社会的儒家先师孔子都会在不经意间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猜，如果一定要在“礼崩乐坏”的文明社会与淳朴无瑕的原始自然两者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他肯定不会选择后者。我还觉得，如果人类有机会退回到纯正的“自然”里，拥抱我们的决不是人文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和尘世天堂，而是霍布斯的那套野蛮凶残的“丛林法则”。

　　在我看来，造成当前自然破坏、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对科学技术的不恰当运用，而任何工具运用得不恰当都会带来灾难。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第一次把人类知识清晰地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于真、善、美三个不同领域，并且分别服从于不同的规则。我想，近代以来的诸多自然和社会问题，大多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提高跟不上“纯粹理性”的发展脚步而形成的人类知识状况整体不协调所致。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尽快提高自己的道德和审美水准，而不是去延缓甚至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

　　近10年来我们民间传统风水迷信思想大有回潮之势，而与此相对应，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盛兴起一股反科学、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思潮。我不想轻易地对这种现象扣以“封建糟粕”之类的帽子，我还坚决认为，社会应当严格保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是那些打着拯救人类日益败坏的精神世界的旗号，复辟前现代社会神权统治的企图，不管他们要招的那个神名字叫“上帝”还是叫“自然”。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过程，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当然，即便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我们人类也仍然应该对某些东西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但那不应该是任何客体化的神祗。真正值得我们敬畏的，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通过理性、道德和审美能力来分析和评判的事物，比如生命的终极意义，比如那个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超越尘世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