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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除农村改革之外，城市进行的改革有相当部分都是通过提价同时给予补贴、取消某些福利项目同时暗补改明补等形式进行的。尽管改革比较艰难，社会心理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抵触，但改革的推进相对顺利。究其原因:第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改革有相当共识；第二，20世纪80年代经济不但增速很快，其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大
多数人所分享；第三，市场化改革提供的新机会，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补偿机制；第四，当时削减福利大体是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进行；第五，当时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还不很明显，不同家庭和人群对于物价上涨感受的压力是差不多的。
从理论上说，由于市场因素的扩展，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和力度应该是缩小的。但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资源变动性大大加大，行政权力有了更多的行使机会和空间。近些年来的一些问题，如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在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同时国有资产规模急剧扩张，公共事业方面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支出增长缓慢等，都与这个因素有直接关系。政府本身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再加上政府利益部门化以及强势利益群体联盟这两个因素，使得实际的改革进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福利减得很快，而特权却久削不动。
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
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改革之一。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以减员增效和国企改制为内容的改革，无疑是涉及利益关系最深刻同时也是最激进的一次改革。然而这样一种力度的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体得以实施。即使在2004年引发了对于国企改革的激烈争论，在2005年又由国企改革和医疗改革的争论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对改革的反思，但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仍然显得迫不及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公车改革。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公车的弊端甚至都不亚于国企。但一辆小小公车已经改了整整12年，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采购量每年以20％递增)，最后可能成为公务员变相加工资的状况。
类似的现象在改革中相当普遍。比如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久削不去。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公用服务业的价格改革将会启动，这又是一项涉及众多人福利的改革，但愿这次不会走样变形。
(作者孙立平，原载于《经济观察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