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的临近，燃放烟花爆竹又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日前，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润华透露，北京市已准备了80万元，作为北京燃放烟花爆竹禁改限后首个春节期间举报违法燃放的奖金。他说，春节期间对于烟花爆竹燃放的执法，将遵循以批评劝阻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只要没造成后果，就进行劝阻，如果造成后果，就要坚决按照法规执行。（《人民日报》1月17日）
燃放烟花爆竹执法历来是公安机关的难题。为应对“游击式”的非法燃放行为，执法部门采取举报奖励的办法，遵循批评劝阻为主、处罚为辅的执法原则，体现了政府执法寻求公民合作的善治思维。
亚里斯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应当说，北京市去年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出台“禁改限”政策，体现了立法尊重民俗、吸纳民意的良好追求。但“良法”之下能否实现人们期待的善治，却是一个充满诸多变数的难题。人们担心的是，“解禁”过后，还会不会出现“只听烟花爆竹响，不知何人在燃放”的“规避”情形？还会不会出动几十万民警巡逻却“炮声依旧”？“良法”之下还存不存在昔日的法治困惑？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5年春节，河南郑州先于北京解禁，但其间郑州急救中心每天接到140多起求助电话，其中不少是因燃放烟花鞭炮致伤，甚至有儿童被爆竹炸死。可见，优良法规政策的出台，并不必然导致善治。
一般认为，充分吸纳民意的法律，老百姓容易遵守。照此理，公民守法不应当成为问题。但现实中一些群体性激愤事件证明，人的理性往往容易一时淹没在过度的精神刺激当中。受节日气氛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公民能否自觉做到遵守燃放规定？而且，规定的燃放时间和地点对于许多市民来说仍是一种限制，突破这种限制、追求监管真空下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仍是人的一种“不自觉”行为。由此，执法部门显然不能坐等公民提高守法意识。
法治实践告诉我们，当政府把权利交还给公民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相反的是，“解禁”为执法部门带来了更多的职责和义务。如何避免燃放失控，如何确保燃放安全，要破除类似种种执法困境，就必须在广义上寻求与公民的合作，这是现代政府追求“良法善治”的必然选择。由此，打击违法者始终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引导公民强化对良法的内心确认，秉承尊重规则的理性，则是政府实现“善治”的根本。只有将人人“镶嵌”于有序的规则轨道中，政府才能安排出更和谐的社会秩序。
在追求“良法善治”目标的过程中，小小的烟花爆竹对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将是一个大大的考验。我期待着，在2006年的春节爆竹声中，政府和公民都能在合作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理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