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美战略威胁

　　●在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时，美中等国会更专注于“实力汇聚”而不是“实力均衡”。在一些关键领域，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必须同时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

　　●衰落的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将成为美中等国主要安全威胁的来源。崛起国及其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很难处理的挑战，但不是战略威胁

　　●美中需要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否则，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解读就会被相互的战略疑虑所主导，导致双方对彼此的政策和行为做最坏解读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会竭力阻止中国崛起、维持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吗？美中关系还会延续非敌非友的不稳定的现状吗？它能否成为一种长期伙伴关系，使美中合作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威胁？不可否认，美中现在对对方的双边、全球行动及战略意图的相互猜疑有可能加深，甚至两国因台海而发生冲突也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全球化在使各国相互依存更紧密的同时，也会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它经常恶化国家间（包括美中间）短期的、战术性的分歧，从而妨碍领导人在外交中追求长期战略利益的能力。

　　全球化使大国关系基础质变

　　但是，我认为，全球化时代已经创造了一个能够防止美中进行战略竞争的全新战略环境。这些战略因素使各国认识到，在关乎各自国家利益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它们进行广泛合作的必要性大大增加。一个更加稳定的美中关系需要建立在能应对共同国际挑战和威胁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并突破两国目前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不信任而建立战略互信。

　　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这一课题上，美国主要有两个学派。第一个学派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威胁”。第二个学派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胁但需要一个“两面下注”战略，以防中国兴起为一个“威胁邻国、美国盟友及其利益的攻击性国家”。第二个学派的观点目前在美国占据主流，并指导着布什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9月21日的演讲体现了这种观点，是布什政府迄今对华思考和政策的最权威的表述。

　　我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包括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第一，主要国家间并没有零和的战略竞争。中国不是苏联：它不寻求扩散反美意识形态，不像苏联那样在全球反对“民主”计划、反对资本主义或颠覆国际体系。另外，核威慑在今天仍然有效。

　　第二，大国关系，实际上，是以战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另外，如果因为大国走向冲突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全球经济彻底崩溃，就会造成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的毁灭”。我相信美中和其他国家的领导层都认识到了这个现实。现在大国相互依赖于彼此的成功，一方的失败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潜在的威胁。

　　第三，正在经历全球化的国家，尤其是美中，面临来自还未成功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的共同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全球性传染病等跨国威胁，以及来自“失败国家”的内部冲突、难民、对国际体系的负担等问题。

　　管理全球化的矛盾

　　与此同时，美中也面临来自成功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的挑战。全球化在为世界提供史无前例的繁荣、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拉平竞争面，打乱贸易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创造“赢家”和“输家”，使世界处于“创造性的毁灭”的过程中。这一无情的

　　过程使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难以管理，国家间越来越高的相互依赖程度使它们更易受到上述不稳定性的影响，而且它们还受制于全球化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同时，全球化使国际合作变得既更必要又更困难。一个例子是，尽管几乎所有政府都认识到完成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性，但法国、日本和韩国农民对降低农业补贴的障碍还是使多哈回合的目标无法实现。从更广的层面讲，全球化越来越强的相互联系性也有其他“黑暗面”，如加大了传染病在全球快速流行的可能，加大了对全球环境和正在减少的

　　在全球化时代，在某些方面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没有边界”，但是民族国家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大国间仍然有可能继续发生经济、政治分歧和冲突，并会继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竞争。它们也会继续关注实力均衡，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没有崛起甚至走向衰落，从而导致大国间实力均衡发生改变的时候。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会成为在零和游戏中进行全面竞争的战略竞争者，而是会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它们会意识到，在维持、加强、甚至在某些场合改造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上，它们具有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因为这么做能为它们提供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框架及确立它们之间政治和经济竞争规则的框架。它们也会认识到，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健康和持久的更大战略利益，它们需要小心管理彼此的战术性分歧。

　　在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时，随着美中和其他大国准备应对未来出现的真正威胁和挑战，它们会更专注于“实力汇聚”而不是“实力均衡”。因为这些挑战无法凭一己之力成功解决；在一些关键领域，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必须同时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

　　对实力均衡和均衡改变———即大国的兴衰———的关注仍会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的一部分，但实力均衡不一定就必然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结果，也不是外交和国家战略的主要焦点。衰落的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将成为美中等国主要安全威胁的来源。崛起国及其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很难处理的挑战，但不是战略威胁。美中等国的主要挑战，在于巩固并扩展国家间不断增加的相互联系，并把与外界最缺乏联系的国家———“危机弧”中软弱和“失败”的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正如一位美国高官去年10月对我说的：“（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是无穷的。”

　　依据全球化时代的战略现实来定位美中关系

　　佐利克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的提法把问题抛给了中国。中国能否超越仅仅通过遵守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规则成为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的目标？中国能否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维护使其受益巨大的国际体系，甚至帮助改造它，使之能更充分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中国能否在实质上为解决全球问题多做贡献，包括帮助“失败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否和美国一起合作完成这些目标？

　　中国已经汲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悲剧的历史经验，不走它们血腥的、不成功的挑战既有强权的老路，而是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中国可以超越它长期以来认为的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因而是一个霸权威胁的怀疑态度，认识到一个强大的美国也能使中国获益，因为美国在扮演建设性的全球及地区领导角色的同时，能帮助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经济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从全球化获益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化的主要发动机。我认为，美国，包括它在亚洲的联盟和军事存在，是使中国成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为它帮助维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很关键的。

　　美国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希望中国能更加把自己视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并以此为标准参与国际事务，与美国推行共同的政策、达到共同的利益。确实，对美国来说，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成功融入世界是当前美国焦虑感的一个来源，但是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近40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成功———1967年，尼克松在成为总统前一年警告美国无法永远把中国排除在“国际家庭”之外。

　　当然，对美国而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能否从根本上接受中国成为其应对21世纪国际挑战的真正伙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现实主义思维在两国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但目前它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导因素，否则美国就不会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及开展战略合作，而是会寻求围堵与遏制中国。实际上，只要美中能够继续合作并避免冲突，现实主义战略的影响就会进一步受到削弱。

　　总之，美中需要对方来确保各自的成功。它们都需要为一个拥有各自强大的国内支持，并能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各自国家利益的长期、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解读就会被相互的战略疑虑所主导，导致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彼此的政策和行为做最坏解读。这又会被美中在贸易、人权、台湾及其他议题上的分歧所恶化，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因此，美中需要利用现在良好的、正在继续改善的双边关系，依据对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认识来定位美中关系。▲

　　（作者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部主任，本文由张锋翻译。）

　　《环球时报》(2006年02月28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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