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留条交易的管道

　　□张鸣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其实只要给他们机会，仅仅是一种跟城里人相当的机会，他们是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过自己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善着整个国家的状况。

　　近来，媒体上有关进城农民跟城市执法者冲突的事件多了起来，在我们见惯的城管和公安打砸驱赶摆摊农民景象之外，添了一点执法者被聚众群殴的意外画面。对这些事件，无论是视为“暴力抗法”而头痛与否，都不过是一种皮相之见，换言之，把批评谴责的板子打在谁的屁股上，恐怕都会惹来一肚皮的冤屈，而且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民生问题，古往今来，核心就是城乡问题。虽然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看不起，但从来都只能互相依存，谁离了谁，生计都会有麻烦。其中，城乡之间的交易，又是城乡问题的重中之重。从乡下的角度来看，跟城里人的交易，才是他们赚钱的主要渠道，而城里工商业的发达，也有赖于乡村的商业和交易网络，传统社会的城市没有上下水系统，甚至城市的粪便处理，也可以纳入这个交易网络。乡下人进城花非常少的钱买粪肥田，而城里得到了清洁。这个由城到乡的网络，已经存在于中国上千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恰是从市场网络的角度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取得巨大的进展，也为城市改革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并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这样一来，农村人要想获利或者说生存，只能更加依赖跟城里人的交易。进城打工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或者管道，进城摆摊(包括收废品、修车、修鞋等)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和管道。

　　显然，就目前而言，城市的管理者，对前一条管道的认可程度，远远超过后一条。这是由于现在城市对乡村的依存，主要体现在农村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组织而且源源不断地进城打工的农民，恰是城市吸引外部资本的有利条件。当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外部资金的时候，它就不再在乎跟农民直接交易得到的那点利益，第二条管道则更加被忽视。而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讲，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市容和秩序造成损害，显然要小于进城摊贩。

　　这样一来，那些进城摆摊的农民就倒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驱赶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使那些比较仁慈或者贪恋农民交易利益的城市，也往往不尊重市场交易的“自生自发秩序”，非要强行加以干预，借助行政手段将农民强行赶进政府指定的场所，实际上是极大地恶化了进城摆摊农民的生存环境，或者将本来有固定场所交易的农民，逼成“游击队”。

　　无疑，农民是不可能放弃跟城里人直接交易这种管道的。尽管摊贩的交易在城市经济中未必占多少份额，但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农民来说，却是他们生存或者发展的最佳甚至是惟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多少人三轮车被没收一次再买一辆，没收一次再买一辆的缘故。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人群，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与其给他们从外部输血，减免税收，倒不如疏通他们与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条管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跟城里人交易，在他们和城里人自发形成的市场上，多一点服务，少一点限制，也不要把为他们提供卫生、检疫、法律诸方面的服务，变成管、卡、压的勒索。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中央号召搞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给农民一点机会，至少，在农民自己找到机会的时候，不要为了城市的脸面，急于扼杀之。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其实只要给他们机会，仅仅是一种跟城里人相当的机会，他们是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过自己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善着整个国家的状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P117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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