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窑工和苏三的不幸与幸运

　　作者：十年砍柴

　　洪洞在中国近古民间记忆中，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黑窑事件偏偏在洪洞县爆出。人们不能不联系到发生在该地的两个著名历史故事——象征司法黑暗的苏三起解以及明初的大移民。这次大移民是华北地区许多家族一道历史伤疤，他们的迁徙并非自愿，而是明朝政府哄骗加威逼使然。

　　明初华北大地遭受兵燹后，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只有山西因山河表里，战火荼毒不重，居民依然稠密。政府希望山西人迁居到十室九空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明智国策。然而，中国人安土重迁，很难主动离开故土的。作为政府该怎么办？如果搁在美国，他们垦殖西部时颁布法律，给去西部的居民优厚条件，包括拥有土地。但是在明洪武那个年代，这样的移民方式不可能是主流，尽管明朝政府对从山西移民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赋税等方面给予优待，但更主要的方式是“哄骗”与“威逼”。

　　传说当时朝廷担心老百姓不愿意去外地，就发布公告说：凡是某月某日自动到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百姓就不用移民了。老百姓那天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来到大槐树底下，谁知道早有官差在那里等候，统统将他们押送到外地，省却了挨家挨户动员的麻烦。朝廷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这些移民，全部捆绑，路上要大小便时，就得劳烦官差松绑，“解手”一词就源于此。

　　明初移民的传说说明，在官府看来，自己对臣民有生杀予夺大权，用不着和他们谈判、博弈，先哄骗，不就范的然后使用武力逼迫他们。

　　再说苏三起解。一个几乎要沉冤到底、推向刑场的美女，因为当年在妓院结交了一个恩客，才从刀锋底下活过来。苏三的不幸是她被富商买到山西做妾，在举目无亲的异地被冤；幸运的是，当初在金陵结缘的王景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御史巡按山西，主持了死刑案复核。

　　苏三的被救是一个奇迹，由一个个偶然事件串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她都不可能昭雪。如果不是她认识了王景隆；如果不是王景隆去赶考，如果王景隆没有考中进士；如果考中进士没能当上十三道御史；如果当上御史不是派往山西而是其他省巡察，她肯定是刀下冤魂。在普遍司法不公的社会，苏三是奇迹，窦娥是常态。在这种制度下的人，被冤后想到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盼望贵人出现。因此苏三被押解，“将身来到大街前”，她所企盼的绝不是司法机构能秉公，而是唱道：“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话传。”

　　苏三这个弱女子的命运，自然不载于王侯将相为主角的正史，依靠话本小说和戏曲流传；明初移民血泪史中，一个个草民的姓名、命运，正史也没有详细记载，只能在一个个家族中口口相传，至今让许多人来到洪洞寻根，在大槐树底下唏嘘不已。

　　明初移民和苏三起解，是不同于官方正史的民间记忆。在皇权时代，对于官府，无可奈何的百姓，只能在话本、传说、戏曲中寄托属于自己的爱憎等情感。

　　“九也恨来十也恨，洪洞县内无好人。”这是苏三发出的千古一叹。欣慰的是，如今多数人在引用这句话时特意声明，此“洪洞县里”准确的含义是“洪洞县衙”。这句注明并非多此一举，一个外地女子在当地遭遇司法不公，大多数居民不能对她的命运产生任何影响，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就想做“好人”也没有机会。

　　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洪洞县黑砖窑里的工人理由有着不同的期盼。虽然那些被限制人身自由、被伤害的工人，他们有着与明初移民和苏三相同的不幸。黑窑事件绝不始于今日，也不独存于洪洞县一地。可基层政府的一些官员，冷漠之极，他们无视于眼皮底下的罪恶，甚至有人参与作恶，一如参与陷害苏三的那些官吏。几百年过去了，中国传统政治那种可恶的基因竟然顽固地存活下来。但这些工人比苏三幸运的是，尽管他们被奴役的状态与蛮荒的远古无异，但他们毕竟生活在资讯发达的21世纪，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这一事件披露后，在民间尤其是网络上引起排山倒海的愤怒，民间的愤怒引起上层关注，上层及时作出反应，用行政力量解救黑窑里的工人，用司法手段惩治作恶者。

　　让人有些伤心的是，苏三和黑窑奴工被救最终经历了相同的路径：引起权力体系中高层人士的关注。这种纠错是权力比拼中，高位胜低位，强势胜弱势的结果，而非制度如影相随地保护他们。

　　尽管如此，窑工还是比苏三幸运。苏三的时代，民意很难通过正常的方式表达，罪恶容易成功地被隐藏，普通人做一个看客都不能，遑论是“好人”了。而互联网时代，窑工的遭遇被媒体披露，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媒体表达自己的愤怒，从而影响这一事件的处理。今日中国，已经超越只能用戏曲、传说表达民间情绪的时代了。

　　在苏三的背后，只有一个王景隆；黑窑奴工背后，站着无数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