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才有五彩斑斓的30年

　　新京报：您认为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意义何在？

　　陈平原：三十年风雨兼程，取得很大成绩，确实值得我们停下脚步，仔细盘点其功过得失。毫无疑问，三十年前开始的那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清楚，所谓“三十年”的完整性，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每个人心目中的“三十年”，因其立场及论述角度，会选择不同的“支撑点”。

　　新京报：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陈平原：比如说，如果你关注文学艺术，你会记得，1985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时候，“文革”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开始独立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涌现出来的。经历过对西方文学、学术的热烈拥抱，到这个时候，逐渐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1985年对于文学艺术、人文学术而言，绝对是个重要年头。

　　至于经济史或社会学家，你肯定关注1992年。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你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起草文件时，建议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因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了。这个建议被高层接纳，江泽民总书记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字的差异，此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选择不同的“关键年份”，意味着你谈论“三十年”时的观察点，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立场与思路。所以，所谓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假定的论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缝隙，进入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与阐释方式，这才可能呈现千差万别、五彩斑斓的“三十年”。

　　有严苛的自我反省，才能从“纪念”走向“研究”

　　新京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2008年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纪念年”，从年初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性文章、图书、专刊、专题、活动层出不穷。

　　陈平原：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我想强调的是，“纪念”是必要的，但光有纪念还不够；我们应努力从“纪念”走向“研究”，进而使“改革开放三十年”成为一种良好的、具有巨大潜能的传统。什么叫传统？传统意味着自觉且丰厚的历史积淀，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认真总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传统；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传统；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更是必须直接面对的传统。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传统，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评判，才可能转变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之能否从纪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着严苛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三十年的经验固然值得庆贺，三十年的失误或缺憾，同样值得正视。也只有这样，“三十年”才能成为有效的传统或资源。否则，我们一味说好的，忘记了三十年中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叉，就像港湾有各种支流与分叉一样，那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主流、赞美成功，也需要理解分叉、体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