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什么问题都“侃侃而谈”，绝不是真正的专家

　　新京报：与学生的就业压力相比，您如何看待一些“明星教授”？

　　陈平原：这涉及文化普及的问题。向公众普及历史及文化知识，需要某些教授上电视。你会发现，以前我们想象中的象牙塔，不再存在了。今天的大学教授，不再只是皓首穷经，也喜欢飞来飞去，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上高谈阔论。不讳言，面对公众“说法”，容易名利双收。如果你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可能对人类思想文化有更大的贡献，但那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即便成功，也要很多年后才被公众认可。不像文化普及，很容易“名满天下”。

　　我并不歧视文化普及，目前的中国公众，整体文化水平亟待提高。因为社会分工，有的人躲在书斋或实验室里，从事专深的研究；也有些人走上街头，从事文化普及工作。在西方国家，这种分工很明确，不会搞混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大学缺乏学术自信与共识，传媒上的“浮名”轻易侵入大学校园，好多人误以为名声大就是学问好，将上电视视为“终南捷径”。可以为八面风光的文化普及喝彩，但我认为，更需要扶持的是那些艰辛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新京报：其实谈到文化普及就不能不谈到《百家讲坛》，仅从收视率以及读者对这些主讲人的热捧，就能看出一二。

　　陈平原：假如一个教授对历史及现实中的无论什么问题都能“侃侃而谈”，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本来，今天谈伊拉克战争，明天论孔子哲学，后天聊金融危机，必须请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做专访；可为了方便，我们的教授全都一肩挑了。这个时候，无所不谈的“专家”，已经变成了职业媒体人。你只需把报纸上得到的信息，把它再表达一下。

　　在电视里几乎天天露面的，已经不再是以专家身份发言，而是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尽管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但你讲的其实是很大众化的常识，只不过表达得比较有技巧。

　　那些坚守学术追求的人，什么时候能得到更多“掌声”

　　新京报：这三十年文化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转型之后，就涉及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

　　陈平原：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形成热潮，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大趋势无法逆转。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总是在呼唤文艺的“大众化”，但没想到真正的大众化，竟然是把自己甩到了轨道之外。这三十年，完成了一个转折，以前是知识分子教大众什么叫“文化”，今天反过来，周星驰们登堂入室，在大学校园开设文化讲座，而且大受欢迎。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式。

　　在一个商品经济社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面对这一状态，以前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到底该如何自处？我的理解是，可以表示宽容，但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更不能被同化。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希望保持某种文化生态的平衡。既不讳言自己的文化趣味，也能理解另外一种文化存在，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我有自己的立场和趣味，但同时理解公众的文化需求，不卑不亢地面对日渐繁荣的大众文化。

　　最近这些年，“精英”的知识分子在后退，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有点缴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渐向大众文化靠拢。我不反对学者进入大众传媒，但你必须有自己的坚持，不能为了讨好公众而随声附和，放弃自己的专长、趣味和立场。我当然知道，鱼与熊掌很难兼得。但要想成为“明星”，就必须迁就公众的趣味，很难再保留独立的人格、趣味与立场。

　　至于《百家讲坛》，没必要过多指责。你嫌他浅俗，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谁让你去看，没人逼着你看嘛。我的感叹是：公众确实需要文化普及，我们为何没有更好的、针对不同受众的“讲坛”；另外，那些坚守自己的信仰及学术追求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能得到更多政府及民间的“掌声鼓励”。

　　“国学”的“虚热”，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对文化传统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转为盲目对抗。在我看来，今天的“国学热”，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较弱的。

　　这些年，“精英”的知识分子在后退，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有点缴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渐向大众文化靠拢。我不反对学者进入大众传媒，但你必须有自己的坚持，不能为了讨好公众而随声附和，放弃自己的专长、趣味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