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域外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30年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新京报：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先谈“开放”，中国这三十年中是怎样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平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热情拥抱整个人类的科技创新与文化成果，或者说直面整个西方世界。谈三十年的文化变迁，“读书”绝对是个重要的表征。读什么书、怎么读，这都直接影响着这三十年的文化发展。我曾经撰文指出，对西方思想及文学艺术的积极译介，成了今天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现实。三十年的文化变迁，最值得夸耀的地方，是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跟世界上的主要思潮同步，不再有“时间差”。这是个最大的变化。

　　新京报：可是我们看到，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

　　陈平原：所谓“跟世界思潮同步”，新闻方面容易做到，大众文化也比较好办，但真正深刻的、带有历史性与民族性的那种思考与反省，则还没有很好完成。但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理解，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学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记得两年前你们报纸的书评周刊，曾做了一期特刊，邀请若干学者介绍自己当年读的十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80%读外国人的书，20%读中国古人的书，基本上不读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我猜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代中国学者缺乏创造力，没有特别原创性的思想成果。二是即便有了原创性的成果，我们也不承认，更愿意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一方面，我们已经能够与西方学者同步阅读、思考；但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这样，出现了另一种偏差，中国当代学者的思考与创造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是没有好成果呢，还是说有了，但离得太近，我们自己看不清？

　　“汉语热”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热”

　　新京报：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进程，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评价？

　　陈平原：这三十年，我们在贸易上是大量的顺差，而在文化上则是大量的逆差。我们也有好些走出去的，可你仔细看，走出去的是什么样的书。有一些文学作品，但更多的是普及性读物。我只能说，现在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参考中国人的著作；但我不敢说，做拉丁美洲研究的，也得参考我们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成果，还缺乏普遍意义，更多的是区域研究；即便做得很好，人家也翻译过去了，但也只是作为“中国学”的参考资料。若能进一步，这“论述”不仅对中国问题有贡献，而且研究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学者也非读不可，那就更值得庆幸了。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新京报：不过，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大量的海外留学生涌入中国，而且海外也出现了汉语热现象，比如近年来在海外建立了不少的孔子学院。

　　陈平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汉语热”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热”；“汉语热”更不等于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很多外国人之所以学汉语，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他们知道，掌握了汉语，将来找工作更容易。确实，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但那是基础性的语言教学，过度渲染其文化传播意义，或所谓的“软实力”，我以为是不明智的。

　　更需要追问的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否真的呈现出来了？比如说，国外的年轻人，假如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他们是否也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艺术？这些“东方文化”对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当然，一开始出于谋生的考量，但长期的耳濡目染，逐渐养成兴趣，这也是一条路。

　　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确实积累了庞大的经济及文化能量，但还没有很好地释放与转化。经济如此，思想文化如此，文学艺术也大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