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子：复旦破格录取三轮车夫读博，我既喜又悲
作者：宕子
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4月28日《解放日报》)
韩愈《马说》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应该说，蔡伟是非常幸运的，遇上了裘锡圭这位伯乐，否则，就算满腹经纶，由于僵化的体制或其他种种原因的制约，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他很可能只有当它一辈子的三轮车夫了——至少在学术界永无出头之日。尽管有人会说，没有伯乐，千里马还是千里马，但如果一匹有着千里之能的马却干着与常马无异——甚至更苦更累——的活直至老死，终身没有得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这种千里马还算是千里马吗？是故，蔡伟遇上了裘锡圭，实在是他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幸事！一大喜事！一大乐事！俗话说，惺惺惜惺惺，作为旁人的我，也同样为他感到由衷地高兴。
那么，悲从何来呢？答曰：为我自己，为更多的没有象蔡伟一样遇到伯乐的千里马。就拿我自己来说，与蔡伟年龄也差不多大小，同样也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读书、做学问的时间也有二十来年了。我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发愤读书、思考、写文章，所涉猎的科目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少说也有一百来个，近年来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的思考上，并且根据自己多年的切身体会总结出了读书要“得意忘形”，写作要“无法无天”，做学问要“眼高手低”的十二字“内功心法”。虽然也明知学海无涯，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却也从来不曾将当前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那些占据高位却碌碌无为的教授、博士与大人先生们放在眼里。
一十九年前，我因对考试的极度反感和不愿意与体制合作而受到了高考体制的惩罚，被“发配”到了一个很差的大学，并学了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专业，饱受了十年的“一考定终身”之苦，在自己老家的小县城里阅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十年来，在那个打牌搓麻将成风的小市民氛围里，我手不释卷，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却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并遭到他们的歧视和排挤。终于，有一天，我选择了和体制合作，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并有幸遇到了我的恩师谭邦和先生。但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却又不得不学的课程又耗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呀——这是选择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生苦短，已经奔四的我哪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呢？
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谋生，我又干着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工作。虽然如此，近三年来，我同样也读了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文章。从国家级的报纸到省市级的报纸，从权威核心期刊到普通期刊(我从未花版面费发过文章)，共有二百三十多家纸质媒体发表了我三百六十多篇文章。由于无心仕途，同时也想将工作与自己的人生理想结合起来，最近，我想调进一家大学，专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然而，就是因为没有博士学位，面对僵化的、冷冰冰的“准入门槛”，我连进入面试的资格都没有——而那些拿着博士学位却腹中空空的先生和小姐们，究竟有几个能拿出我这么多成果呢？
其实，我还是算幸运的了。我通过一次“卖身”(和体制合作)的经历获得了一份自己虽不喜欢，但待遇却不错的工作，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我自己向往和喜欢的学术界，由于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博士学位)和合适的职位(大学老师)，我始终是一个边缘人，始终遭受着制度性的、系统性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我的思想、我的学术成果和我表达思想的方式要受到人们的关注，必须付出数倍于头上有着博士或教授光环的人们的艰辛和努力。我相信，还有很多象我一样，没有“学历”，而“学力”却一点也不比大学里的博士或教授们差——甚至强上十倍——的人，他们现在的处境可能比我更糟糕。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再也不想接受考博和读博的那种非人的折磨了，再也不愿意在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无聊课程上费耗我已经不多的宝贵光阴了。虽然我很感谢我的恩师谭邦和先生和那些爱护我或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们，但我仍然要说，中国的学校教育对我是一种非人的折磨——浪费了我大量宝贵的时间却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若天假我以年，我必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并且不需要任何中国的大学，任何中国的教授或博士的承认，也不需要发表在任何中国的学术期刊上。我将把自己的发现毫无保留地发表在网上，奉献给那些喜欢或不喜欢我的作品的大众——骂也好，赞也好，都由他去！
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然而，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恐怕已一去不返了，此吾所以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