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南京!南京!》艺术观一流历史观三流
作者：杨禹
看完《南京！南京！》，我觉得很别扭。我看到了一部艺术观足够一流，但历史观不过三流的电影，看到了一个一边成长、一边迷失的陆川。
近些天来，几乎所有为该片所做的宣传，都在强调陆川如何敢于触及南京大屠杀这么沉重的题材，他如何为此而研读了满满一箱子的书和文献。可惜，敢于吃重，其精神可嘉；但手法流俗，其功力尚浅。可惜，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跟他看了多少历史书，并不成绝对的正相关。
从艺术上看，《南京！南京！》达到了国产电影的新高度。溢美之词，坊间已遍布，不再赘述。然而，撇开旁枝末节，不言奇淫巧技，单就该片最出人意料之处——以日本兵角川为视角，以反思战争罪孽为影片逻辑的最终落脚点——这一招而言，它绝非陆川的自主研发，而是近年来早已风靡国际影坛的新潮。陆川不过是赶了个时髦。
这个时髦，说来也简单，基本要素有二：一是人物塑造要拧着来，对于传统的恶人，你要彰显其善良与朴实的本性，对于传统的善者，你不妨展露一些其性格中的缺陷；二是将所有的战争都推上被告席，抹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淡化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差别，泛泛地为战争之苦而呻吟。
这个时髦，帮陆川在艺术手法上，一跃而跻身中国顶尖、国际一流。《南京！南京！》甫一公映便好评如潮，显然已进一步激发了陆导的状态——当有人质疑其日本兵鼓乐祭祀一场戏有无历史出处时，陆川的回答是：史上无出处，那是某一日我梦见的，是天赐的。看，这已是十足的国际一流大导的思维与做派了。
然而，南京大屠杀这样一次中华民族的国难，可以被一位电影导演用来赶这个艺术潮流的时髦吗？
《南京！南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日本军官、士兵、日籍慰安妇之间的亲情、乡情，相互慰藉，以及本性的善良。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冬天闯进南京城的十数万日本侵略军里，难免有个别的脆弱者、少数的当场愧疚者，但他们绝不是这十数万人的主流。连几十年后有勇气回述南京日子的若干日本老兵，笔下都不曾流露出对屠杀的悔意。假以支流，夸大支流，虽有艺术上可造之处，但其传播效果，却是模糊了今人对史实之主流的认知。
稍懂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日军在南京屠城，没有丝毫犹豫。皆因为之前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血拼，虽苦战终负，败走南京，但第一次打痛了不可一世的那几个日本师团。杀红了眼的日本兵直接对南京百姓下了毒手，全无《南京！南京！》里所描写的进城初始的犹豫、徘徊，以及内心的善恶相争。显然，为了刻画日本兵之善良本质，为了赶上艺术时髦，陆川有意无意地将个人的艺术观凌驾在了民族的历史观之上。
以德国作为例证，可映射《南京！南京！》在历史观上的轻佻。远者如《辛德勒的名单》，近者如今年全球热映的《朗读者》，都刻画了纳粹治下德国普通人的人性迷失与挣扎。这类反思、自省，之所以能为今日世界所认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德国战后的历任政府，乃至整个德意志民族，对二战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反思。二战涉德部分的史实，已几无隐讳，亦无争议。这才为艺术家们赢得了以高超的艺术观来演绎这段历史的空间。
南京大屠杀，还没有这个空间。71年过去了，它仍未被实施屠杀行为的那个民族所真正承认，更遑论反思。而生长于内地之我辈，对南京大屠杀这类史实，也普遍知之不多。原因有二：一是受国共纷争所限，多年来我们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史料展开不多。二是虽为战胜国，但几十年来，我们还是经济上的落后者。弱势之时宜韬光养晦，将民族文化里的宽容，发扬光大。
而今，国共两党，轻舟已过万重山；国家实力，虽不宜炫耀，但也够殷实。此际，一部《南京！南京！》，当然会让多数观者增添一些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但却因为影片主创者所持之三流历史观，而向懵懂的观者传递了一部分经过艺术挑选和艺术扭曲的所谓史实，并给拒绝真相者提供了仿若天上掉馅饼般的借口。陆川说，80后、90后们，看了都叫好。这是陆川之新喜，却正是民族之新忧。
《南京！南京！》的艺术感染力很强，但它却掉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历史虚无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夸张历史的支流，漠视历史的主流；二是强调个人在历史必然中的无所作为。日本兵角川之视角，及其颓然自省和自绝，恰是这两点的具体写照。
多少年来，那段侵华史实，一直是横亘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壑。我相信，这条鸿沟早晚会被跨越。但跨越的方式，不能仅靠博大的宽恕，也绝不会是受辱一方的绥靖示好。只有把史实厘清，令罪者有足够自省，才能把历史的包袱彻底放下。
这样的日子，一天不到来，类似于南京大屠杀之事，就一天不应成为艺术青年们张扬艺术技巧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