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勇

　　九十年时光，五四运动渐行渐远，面目模糊。对于当下的人们，五月四日，这个以青年命名的节日似乎更像是一个有些尴尬的假日。但是，又不能不纪念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与我们有着某种直接而特殊的渊源，她的口号，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罗家伦匆忙中写下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到今天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话语中依稀浮现出的年轻，热血，自由，富有理想的中国，不正是国人在过去百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孜孜以求的目标？

　　纪念五四，人们眼前常常浮现出一群青年人的面孔：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于方舟、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张国焘。不管以后人生的道路如何千差万别，那时，他们都是青年，都是有相似面容的青年。我也常常陷入一种时空错乱，追问自己，这些青年的面孔和今天的青年真的毫不相同吗？真的是分属两个全不相干的世界吗？

　　五四从来复杂多义。因为这两个字用一次关于政治与民族的游行代指了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似乎更为有价值，更有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撇去空洞的口号和僵化的概念演绎，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去指责一场冲动的政治运动中止了一项本该百年树人的文化革新与重建，导致了中国在随后的岁月中走向政治狂热和民粹。不过，这场政治冲动与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吗？真的就仅仅是一次偶然吗？也许，今天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老师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教出了一位激进、极端、愤怒的学生？是像某些人反思的那样，老师百年树人的事业本身就存在着民粹与激进的基因，还是因为这些老师没有回答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最使自己的声音被湮没在学生们自己寻找到的不知是对是错貌似一吃就灵的药方中而，调教出了不合格学生？而在今天，面对依然真诚、热血，理想的学生，为人师者能否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的反思。作为老师之一，曾对学生们面授机宜“随机应变，适可而止”的胡适在回顾“五四”并没有太多指责学生走上接头的民族主义情，在他看来，五四，无论只指那次游行还是之前的文化建设，都还谈不上激进的民族主义。中国深陷民族主义泥沼，是五四以后的事情：

　　“五四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

　　胡适对学生走上街头的真正诟病，是“政治化”取代了“新文化”。李敖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指出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胡适自己也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

　　当然，换一个角度，民族主义何尝不是政治的一种。虽然对于青年，是政治还是民族，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一味指责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脉络中潜伏的民粹倾向，要他们为今天负责，我总怀疑，是不是有些太高估他们了？是否存在着启蒙知识分子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今天不同人纪念五四，常常是在纪念各自关注的不同东西。有人纪念德先生赛先生，有人在缅怀理想与启蒙，有人暗叹中国文化传统从此绝唱。有人痛心法制从此被践踏，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从此成为这个本就多灾多难民族似乎无法摆脱的病灶。这样看来，我们纪念复杂多义的五四，实际上是关注今天复杂多义的中国。

　　我想，纪念五四，首先要做的恐怕还不是分析、评论，而是真正尊重五四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尊重那些在那段岁月闪耀过的名字，让那些在我们记忆中不知为何变得模糊，少有提及的细节和名字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要让今天的人们知道北京大学师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经历中国二十世纪剧变后他们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评价。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知道当时我们的敌人眼中，这一运动其实是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我们还要知道当时的学生领袖在行动中出现了精神决裂。罗家伦胸口被自己同学狠狠痛打一掌，点火的匡互生本人在晚年却反思那场运动是：“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谈矣。”因为，即使在后现代历史观看来不可能，我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与细节，然后，似乎才谈得上纪念。

　　而这，又是不得不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五四的五味杂陈决定了今天中国人难与人言的苦涩与欢欣。我们今天的光荣源于90年前的这特别一日，我们今天的痛苦与分裂也和五四有扯不断的关联。国家，民族，个人，科学，民主，自由，救亡，启蒙、现代、传统、普世价值、世界公民……这一系列困扰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只有直面五四，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这些问题的追绕，正视已经凝固在旧日影像中先贤期许的目光，以及目光中浮现出的那个自由、民主、宽容、公平、闪耀着中国精神又尊重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中国。(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