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郁

　　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命题，开启了百年新思潮。

　　现在有一个人们很少谈及的话题，就是《新青年》的翻译。《新青年》大量引入了西方的思想，鲁迅写白话文小说，就是在胡适翻译白话文小说之后。不管是文艺，还是哲学的翻译，这些作品给中国知识人带来了世界主义的思潮，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像易卜生，他就声称自己不是他的国家的人，是一个世界人，不是站在本国立场考虑问题。罗素1919年来中国，他在一战的时候，反对英国参战，他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李大钊在对待外蒙的问题上，也是世界主义眼光。

　　在这种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进入中国有一种逻辑上的合理性。世界主义，是当时全球知识分子普世的价值，也是五四时期各种思潮涌现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精英，受到西方文艺、哲学等方面的影响，建立起来了本土的问题意识。

　　民国成立以后，知识精英们不满足于民国现状，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上有问题了。他们发现，中国人依然背负着古老的重负，身上还有“鬼气”。怎么办？我们要扬弃。于是，民主和科学成为一个主旋律被提出来了。《新青年》与众不同的是，陈独秀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在里面，就是与传统决裂，要打倒孔家店。

　　陈独秀当时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他走向了革命。但是，他晚年纠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五四时间，他主要吸收了一些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思想，他对革命想得简单。倒是胡适主张文艺复兴。鲁迅和钱玄同赞成的是思想革命。

　　在五四以前，是没有群众运动的，只有痞子、流氓造反，或者游民的暴动。鲁迅一直很警惕这种破坏性极大的暴动。他对张献忠等极其反感。但是，群众参与运动之后，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知识精英们成为了一个群落，但是没有成为一个知识阶级。加上当时国家分裂，日本入侵，我们就不得不走群众运动，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内战。最终，民主与科学都没有实现。

　　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都带有激进色彩。加上我们的思想资源中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因此，在“问题和主义”的选择中，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的是“主义”，也就是一种信仰。而胡适强调的是科学的精神，应当研究问题。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说的“不争论”，实际上就是讲问题。

　　他们对于中国在五四以后所走的道路，都是没有料到的。尤其是胡适，对此非常痛苦。鲁迅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成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是分化的，当时中国的社会非常乱，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是政党文化，而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主导中国社会进程的，是军阀和国民党。到最后，知识精英们发现，改造国民性是多么艰难，而他们也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五四强调的，按照鲁迅的话说是人各有己，自他两立。五四之后的几十年，激进思潮统御了一切。1952年清理了胡适，1955年清理了胡风。清理胡适，导致了他那一路思想绝迹数十年；清理胡风，把鲁迅精神扭曲，并利用了其中的局部。

　　改革开放的30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要回到五四那里去。但是，回到胡适，还是回到鲁迅？或者其他人，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回到传统的儒家里面去，当然还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新启蒙”的思想来源有三个，一个是新康德主义思想，一个是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说，还有就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

　　到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于是有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这两派的争论，可以在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分歧中找到雏形。这涉及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他们的问题意识从哪儿来。我觉得，彼此的倾听非常重要。比如，在选择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上，我认为都要选择。对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我觉得，每个派别都有合理性。我们现在应该避开五四以后知识精英们自他两立，互为主体的状况。

　　五四的时候，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文化生态，只是有无数种可能。到后来，这种可能越来越小。我们现在要讲五四，不应该局限于民主与科学，而应该着眼于建立一个合理的文化生态，这是最重要的。这30年，这个生态正在恢复。

　　口述：孙郁(北京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