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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纪念五四我们能为愤怒正名吗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4日08:20  东方早报

  作者:羽戈  青年学者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火烧赵家楼”的极端之举。这在当下怎么可能出现,只好当作如幻亦如电的神话来传扬。所以说,五四时代的被神化,在反向上寄托了太多现实的梦想与悲怆。

  今天的国人怎么表达愤怒呢,心怀冤忿就拔刀相向不值得提倡,网上发帖揭露真相还有被跨省追捕的风险。我举两个更安全、更流行的例证。

  一是《中国不高兴》的出版,与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怒气质一脉相承。从命名上讲,“说不”还有些理性主义的色泽,“不高兴”则直接是一种情绪宣泄。和五四运动一样,这是民族主义的愤怒书写。两者的差别在于,五四的愤怒几乎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强烈认同,《中国不高兴》则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口水战,反对者与批评者同样不乏愤怒的泡沫。换句话说,这是愤怒者(愤青或粪青)之间的内战。九十年前的愤怒者曾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十年后的愤怒者却在内部不幸分裂出两极甚至多极。

  另一个新闻多少有些无聊。在好莱坞闯荡的章子怡新拍的电影《天启四骑士》正在港台地区公映,其中有两处戏引发争议。一是章子怡所扮演的华裔少女杀手被洋人蹂躏并拍下艳照,姿态大胆露骨;另一幕是章子怡身陷囹圄,面对洋警员查案时无力以对,便在其面前跪下,并作出挑逗动作。看过此片的一些中国观众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指责章子怡“奴化”、“辱国”,并揭出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等旧伤疤。

  这里流露的愤怒气概则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来形容,简直就是头脑浆糊化的绝妙注脚。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评程蝶衣演戏,叫“不疯魔不成活”。程蝶衣是庄生梦蝶式的迷失的戏子,人戏不分还情有可原,愤怒的观众居然这么“入戏”,除了“疯魔”,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解释。想必是联想起此前章子怡在海滩露点,躺在她身边的也是一个外国人,于是无名的怒火从此一烧千丈,喧嚣了半边天。

  这种无名的愤怒充斥了我们生存的时代和国度。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并非是压制愤怒之火燃烧的不毛之地。但无论如何,愤怒不能,更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潮流。一旦不幸化作事实,何尝不是一幕悲剧。你可以想象,当愤怒随处可见,廉价如劣质安全套或易拉罐,这块国土将感染多少致命的病毒:肤浅、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缺乏宽容和同情、丧失理性交流,直到正义沦陷,引爆社会动乱以至革命……

  当然,愤怒是一种自由。一个易怒的躁动年代,与一个欲愤怒而不得的压抑年代之间,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如今,我们不缺乏这种自由,但我们却存在滥用这种自由的危险。对什么都愤怒,等于对什么都不愤怒,正如上帝被宣判死刑过后,人们什么都不信,反过来讲,人们什么都信。

  如果视愤怒为自由,那么我们确实不该拿自由之一种来打压另一种,好比用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不能说,《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没资格愤怒,《天启四骑士》的受众没资格表达对章子怡的攻讦,哪怕那愤怒和攻讦是情绪化、无厘头的。

  但须知,愤怒的自由化滋生了愤青的产生,愤怒的资源化造成了愤青的内战。愤青什么时候是一个褒义词呢?我上网是2002年,那时它还算一个中性词,现在则充满了贬义的臭气,很多时刻被摹写为“粪青”。

  从愤青到粪青,正如从五四到今天,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九十年前的权丧国辱,既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义,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见,有时沦落至为愤怒而愤怒,仅为表明一个特立独行的脆弱的立场。愤怒至此,所结出的果实确实与大粪无异。

  愤青若想优化自身的形象,必须严肃对待一个难题:愤怒之后如何?

  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1919年5月4日,赵家楼的火光烧红了北京城,也烧红了民族心,数十名被抓捕的学生即刻成了英雄,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这些犯事者“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人不愿追逐潮流。他说,他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学生遵判服罪;甚至,如果因涉案人数过多而致事实不易查清,学生们不妨去一一自首。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人可能会失去更多好东西。于法理而论,打伤人和烧房子都是现行犯。纵然曹汝霖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又觉得终不如学生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可永垂后世。

  这个人叫梁漱溟。

  我想,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也许现在就少了许多愤青。但历史不容假设,可叹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被迫生活在了一个愤青-粪青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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