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香港已经出现首宗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据了解，该患者4月30日晨6时从墨西哥乘AM098航班飞抵上海，11时20分转乘MU505航班飞往香港。该病例途经上海时，卫生检疫未发现异常。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1日晚表示，“目前卫生部已按照疫情传入内地的最坏情况在进行防疫部署”。(新华网5月3日)

　　另据最新通报，“AM098航班上所有乘客去向均已查明，国内乘客都已找到，并在各地实行就地隔离和医学观察。截至5月3日12时，隔离观察的全部乘客情况良好，未发现发热等症状”。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日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和卫生部长陈竺分别表示：“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疫情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持续增加，防控形势十分严峻”。话音甫落，首例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便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并且该病例还是途经内地进入香港的，在上海停留长达5个多小时。(《现代快报》5月1日)

　　当此之际，“按最坏情况部署”无疑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目前，卫生部已经要求有关省份做好甲型H1N1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所在地区的防控工作，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同时，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接受墨西哥航空公司飞中国上海的航班”，对滞留墨西哥的中国旅客，“考虑派包机接回”。

　　所谓“最坏情况”，我想，即是一种将疫情传播的各种潜在可能性均当作现实的危害来认真看待和处理，并假设目前的既有防控措施仍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的“情况”。据此“最坏情况”标准，上述针对我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所采取的措施，当然均属必要。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些未尽事宜。

　　比如说，该名确诊病例在上海机场逗留期间，除了两航班的旅客和机组人员之外，是否还接触过其他人员？如果有，是否也应该尽快查实这些接触人员，并采取相应的医学观察措施？

　　再如，“该病例途经上海时，卫生检疫未发现异常”以及其第二天却在香港发病并确诊的事实，是否说明目前我们所采取的机场检疫措施，还不足以准确及时地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携带者、传播者，进行有效甄别？为弥补这种不足、更好地防患于未然，除了“暂停接受墨西哥航空公司飞中国上海的航班”，是否也要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口岸检疫措施、提高其严密性———针对一切来自重灾疫区人员，实行时间更为充分的隔离、观察，而不是目前仅仅几小时的体温监测？

　　必须认识到，所以必须“按最坏情况部署”，并不是我们对自己的防疫能力没有信心、也不是对防疫的前景感到悲观，仅仅是因为，我们必须对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而既往的经验又证明，只有“按最坏情况部署”，事先充分估计到事情的复杂性困难性艰巨性，我们才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对最好的防疫结果———将可能传入我国的确诊病例降到最低，即使万一传入，也可以将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性(感染的范围、人数)控制在尽可能小和少的范围之内。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及时切断传播途径，这曾是当年我们防控SARS的宝贵经验和教训。现在，对于传染性更强的甲型H1N1流感，这样的经验无疑尤为紧要和关键。而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这“四早”，把“最坏情况”预估得更充分些，并据此做好更具提前量的及时部署，仍是眼下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