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昆明市政府5月4日对外宣布，从即日起该市将公选100优秀人才挂职担任该市下辖各县(市)区党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开发区主任助理，以及部分市属部门副职等副县级官员。其中面向全球选拔40名40岁以下的中国籍经济学博士；面向全市选拔60人，年龄须小于35岁。据说这样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

　　我老婆就是经济学博士，我看了新闻，开玩笑跟她说，你们这下都有工作干了，不用再吭哧吭哧写论文了。说心里话，让这些经济学博士去当县长，省省吧。我就看到她北大的几个同学挂职当副县长去了，除了吃胖了肚子，酒量有涨以外，没什么收获，县长当得糊里糊涂，学问也做得一塌糊涂。

　　如果是银行精算师，或者官员的幕僚，从经济学博士中选拔倒也未尝不可。副县长这样的官员，即使是治理一个县，在那个小地方也算个政治家，政治家是要被选举出来的，被从博士里选拔出来本身就很滑稽。

　　我们爱一本正经地选拔博士当官，我想这大概和我们中国开科取士的悠久历史有关，看一个人书读得挺好，怎么奖赏呢，赏他当个官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做一个学者或者读书人，不是以探索真理弘扬正见为独立的使命，而是以当上一个官封了顶戴花翎为光宗耀祖的事情。

　　更好笑的是，昆明这次点名不要其他博士，专要经济学博士。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跟现在中国大陆普遍的经济学崇拜有关，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是把经济学当作能提升人的理性的学问来尊敬，而是当作算命看手相一样的实用预言术。很多国人尚不能区别经济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区别。昆明市政府也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经济学博士嘛，大概研究的都是怎么样搞好经济，经济学能学好，肯定经济也能搞好。这也和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

　　中华历史上除了有一些学者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流露出片断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构建一个有理论性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学术体系。当现代经济学(economics)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在学术传统中找不到什么可以和它对应，就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叫经济学，这在我们的传统中传达出和economics完全不一样的内涵，让我们以为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其实这两者几乎没有关系。经济学学者有时因为其专业训练也许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洞见，但这并没有必然联系，就好像阿基米德可以作为国王的顾问，提很多好的建议，但当罗马军队攻陷叙拉古时，他并不能直接保卫国家，而是专心致志作为学者画他的几何图。

　　理论研究和生活的真实世界往往可以相互借鉴和启发，很多优秀的理论问题，来自于对生活经验的提炼和升华，但两者的边界是清晰的。有一个故事就是，卓越的华人经济学家杨晓凯先生早年也炒股票，他那时已经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没想到在股票市场上几乎血本无归。我看到她太太回忆说，夫妻二人几乎抱头痛哭。

　　看这个小典故，应该至少有两点启发：第一，不能神化经济学，更不能神化经济学学者，他们不见得在具体的经济操作中就厉害，这就好像游泳教练可能自己不会游泳；第二，杨晓凯不会炒股票，并不能作为看不起或者嘲弄经济学的理由，那是俗人之见。在诸如后发劣势这些问题上，杨晓凯带给我们的洞见，怎么形容其价值都是不过分的。

　　在国外只要专门研究经济学，不管是教授还是博士生，都可以被称作经济学家(economist)。昆明市政府如此热爱经济学，一下子要请40个经济学家去，可以算作尊重知识的美谈。但我想，如果真正想表达对知识的尊重，经济学是一门很好的学问，请他们给县长、处长们讲讲课就可以了，大可不必留他们下来当副县级官员。

　　果真那样的话，既是耽误了县的发展，也是耽误了经济学。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