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阳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修订后的草案中，“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实现男女平等”条款被删除。(见昨日 《新京报》)

　　实际上，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 (女性干部55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男性相对应则为60岁和55岁退休)，已然很不公平，一方面涉嫌性别歧视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5年，另一方面涉嫌身份歧视干部退休年龄比工人晚5年。这两个方面的不公平，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诟病，在此情况下，如果将女性处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再延长5年，那么结果便是，女性处级干部与男干部的退休年龄“公平”了，但其与女工人的退休年龄差距却被拉大到10岁。消除了涉及少部分女性的性别歧视，却是以强化更大范围的身份歧视为代价，消除了一种不公平，却制造了另一种更大的不公平，此乃立法之大忌。

　　当然，有些人会辩称，让女性处级干部延迟退休，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余热，多为人民服务几年。这种说法冠冕堂皇，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女性处级干部希望晚点退休，更多的是对权力、位子、官帽、待遇恋恋不舍，其出发点并非“多为人民服务几年”。这是一种让人无奈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不仅为普通百姓所洞悉，立法者也了然于胸，而立法是要贴近现实的，脱离社会现实而立法，同样为立法之大忌。

　　更重要的是，“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这一条款，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而法律法规作为最普适的社会规则，不适宜为少数人谋利益，立法的着眼点应当是尽量消除特殊群体、特殊利益，从而让所有公民在各个领域、各种利益分配中尽可能实现 “人人平等”。也就是说，立法作为一种利益调整和分配，其主旨应当是消除特殊利益群体，而不是培育特殊利益群体。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这一条款被删除，虽不符合一些人 (特别是女性领导干部和女性知识分子)的意愿，却符合公平公正的立法原则，相信也符合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意愿。

　　对于退休年龄问题，我的意见是，可以通过全国性立法，全面消除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性别不公、身份不公，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干部与工人同龄退休；出于对女性权益的倾斜性保护，可以允许女性自愿选择提前若干年退休，以便更早地享受养老待遇。除此而外，任何为了消除一种不公平而制造另一种不公平，任何在 “差别”中进一步制造新的“差别”的立法主张，也许都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