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华芳

　　没有哪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中国之行”会引发中国学者们如此非常激动的竞相反驳。克鲁格曼开了一个先例。

　　刚刚过去的一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中国行”是经济界的一桩盛事。尤其是克鲁格曼对中美贸易的相关评论，更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言论。11日克鲁格曼在北京做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中提到：如果中国的贸易和外汇政策不进行相应的调整的话，中国对美的贸易盈余将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克鲁格曼这番话的前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长期存在，而目前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转入衰退，因此美国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弱，这样中国就需要考虑大量的贸易盈余往何处去的问题。克鲁格曼也表示盈余国家要注重内需。而如何扩大内需正是困扰中国决策者的问题。可惜的是，克鲁格曼未能在这样一次走马观花的“中国行”中给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将对外出口的盈余迅速转变成内需的方案。

　　克鲁格曼并不认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是一个发挥比较优势的自发结果，而是中国管制人民币汇率对贸易结果造成了影响。并且认为如果非要说中国的贸易盈余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的话，需要一点“想像力”。但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一些学者坚持中国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也没有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完全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两种观点并没有真正交锋之处。克鲁格曼并不否认自由贸易的因素，只是认为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管制对贸易产生了影响。而一些学者则用“操纵”替代了“管制”，接下来对着一个空靶子然后挥舞屠龙刀砍了一通。这种文字游戏是称不上什么交锋的。事实上，可能是对于克鲁格曼贸易理论的误解或者不熟悉，造成了这种所谓的“交锋”。要知道克鲁格曼的诺奖成就正是“新贸易理论”。而之所以被称为“新贸易理论”，就不会是仅仅重复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促成克鲁格曼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是他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这也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克鲁格曼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而随着生产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由于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低价和产品多样化，其实也是一种高效率。但这种高效率并不同于比较优势所说的高效率。正是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拓展了由李嘉图提出经由俄林等完善的古典贸易理论。这套新贸易理论的思想通过1979年的《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和次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等论文而初见规模。其后，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和格罗斯曼一起合作，完善了这一理论，三人也因此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三剑客”。

　　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思想出发，不难发现其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是一以贯之的。“新贸易理论”后来进一步指出了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引发国际贸易的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因素。克鲁格曼的另一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正是对其他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中有关“经济地理”的分析。因此克鲁格曼很自然就指出关于中国的贸易盈余全部来自比较优势是站不住脚的，一定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而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正是克鲁格曼认定的其中一个因素。

　　一些学者的中国没有操纵汇率论，以及其后所提出的美国人的贪婪消费是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之说，严格来讲，和克鲁格曼说的并不是同一层面问题。貌似热闹的争论背后，或是出于偏见或是出于误解，其实并没有对克鲁格曼的说法本身构成有效的反击。克鲁格曼或许会觉得疑惑，何以提出“中国的汇率政策影响了中国的国际贸易”这样的说法会引起诸多 “反驳”。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出口下滑，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其所引致的问题显而易见是存在的。克鲁格曼当然无法在短短几天内给中国开一剂良方，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指责美国人的贪婪，同样不能扩大出口或者内需。对克鲁格曼的误解以及克鲁格曼对中国的误解，可能会片面强调国际贸易受各种因素影响的负面后果，而掩盖了国际贸易带给贸易参与方的好处。在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恐怕消除双向的误解才是首要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