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法生

　　75岁的老母亲要动一次手术，她却没有一般病人手术前的紧张，当我从外地赶到省立医院的外科病房时，她老人家正和二弟等人说笑呢。

　　母亲的轻松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早已告诉她，这次主刀的大夫是我的高中同学，本院一位著名外科专家。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一辈子没上过学，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对于同学二字的分量看来很清楚。

　　不过，此时此刻，最轻松惬意的莫过于我了。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位好同学，这个省级医院里的每一步程序对我而言，都可能是一场地道战。可现在，肯定是一路绿灯，连手术刀的红包也一律免掉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号都像母亲这般幸运。母亲悄悄告诉我，对面那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从农村来的，已经暗中咨询过她好几次，是不是要给大夫送钱？该给哪个大夫送？该送多少？听说打麻药的大夫也要送，怎么办，等等。母亲说，两天来这位病友显得焦躁不安，吃不下睡不着，六神无主的样子。

　　是的，她怎能不焦虑呢？对于一位乡下人来讲，这个巨型的省级医院简直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然而在她眼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CT机，而是那些穿着整洁的白大褂、手中掌握着她们的生死簿的白衣天使，他们看上去比那些机器更不可捉摸。

　　我对这位病友抱有十二万分的同情，实际上我刚经历过一次和她相似的焦虑。

　　前不久，我的一位农村来的亲戚在这个医院做肿瘤切除手术，主刀的大夫是我同学的同事。“放心吧，那是我的一位哥儿们”，同学告诉我，我的心于是放进了肚子里。可亲戚在病房里枯坐了一个多星期，就是不见有人安排手术。亲戚沉不住气了，找我来商量，我于是去找同学。

　　“是不是没有给主刀的大夫意思一下的缘故？”我单刀直入。

　　“大概是”，他直言不讳。“他不是你的哥儿们吗？”

　　“哥儿们也不行。我的哥儿们并不是我呀。”

　　我明白了。经过如此这般的安排，后来的一切便犹如“轻舟已过万重山”般的顺畅了。但是，和同学的对话却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让我想起《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对杨子荣说过的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友情为重”。哎，连夹皮沟里的胡子都不曾丢弃的操守(起码口头上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何以将它像破鞋子一样扔掉了？这个问题让我泄气和不安。

　　更让我担心的是那位亲戚的感受。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个近乎已经被命运之神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为了救治自己的绝症而借遍了同村亲戚们的钱以至于在经济上将要破产的人，怀着最后一丝对于生命的希望来到这家大型公立医院，却还得向手术刀敬献红包，这无疑是向人的伤口上撒盐，会不会给他那绝望中的希望最后的一击？他还能承受得了吗？

　　我多虑了。红包被笑纳之后，亲戚竟然露出了多日来难得一见的笑颜！我惊叹于人类求生的欲望之顽强，也终于明白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了。然而，一个更沉重的问题涌上我的心头：这样的国民性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我并不特别憎恶那个医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大恶，只因为他的白大褂洁白无瑕，使他的行为看上去格外龌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