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株洲“5·17”事件后，对遇难者家属实行限时火化遗体。基于遇难者家属的实际困难，先行垫付赔偿金值得肯定。但是，若政府迫不及待地限时，并以重金诱惑，这实则更易引起公众的合理怀疑。

　　株洲桥塌，举国关注。搜救虽已结束，善后才刚刚开始。责任人要受到追究，遇难者及其家属应得到赔偿。于问责上，据说多名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相信不久就会有进一步的消息。至于赔偿，向来是善后的重中之重。

　　最新的消息是，遇难者家属在20日零时前，听从安排火化遗体的，将获得40万元的赔偿款。截至19日晚11时，至少有5个遇难者的家属与当地政府签订了相关协议，并领取到了40万元的赔偿款。据悉，当地政府还强硬要求，遇难者遗体必须在20日零时前完成火化，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5月20日人民网)

　　近年来，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较之其他领域中的问责，要更具实质性。因此，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中，地方政府的赔偿开始主动积极起来。而且在赔偿标准上，一改几年前极低的数额赔偿，20万元成了一个新的底线标准。这次株洲市也是先提出了20万元的“通行赔偿额”，后又追加20万元鼓励遇难者家属与政府签订协议，迅速火化亲人遗体。

　　但问题就在这里。赔偿是由责任而起，或是侵权责任，或是国家责任。在株洲塌桥事件中，政府当然有责任，却又并非应负担全部责任。在责任未明之前，政府基于遇难者家属的实际困难，先行垫付赔偿金以供遇难者善后之用，是值得肯定的。若超出了垫付的范围，就变得可疑起来。赔偿不是奖励，不能说谁家听政府的话，就多给20万；谁家要是不听话，就少给20万。遇难者家属是否和政府签订协议，以及何时完成遇难亲人的遗体火化，跟赔偿完全是两回事。

　　从权利的角度看，何时火化亲人遗体，是遇难者家属的私事。对私权利而言，只要不违背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禁止性条款，政府就无权对公民的私行为说不。若政府迫不及待想要遇难者家属火化亲人遗体，并以重金诱惑，这实则更易引起公众的合理怀疑。比如，是不是现行公开的遇难数据还存在不实的情况，因此需要尽早“焚尸灭迹”？

　　从权力的角度看，强行要求火化和追加赔偿都不应成为公事。株洲方面也已经承认，这20万或40万赔偿只是“垫付”。既是“垫付”，就不应是最终赔偿。因为政府无法替代真正的责任人来与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谈判，甚至签订赔偿协议。严格说来，家属与当地政府签订的赔偿协议，是无效协议。政府并非适格的协议当事人，政府也无权替真正的责任人“埋单”———不管是给的更多还是给的更少。而且，地方政府本身是非营利机构，其正常运转全赖纳税人的“税”与“费”。拿财政公帑为责任者息事宁人，在程序上难免引起公众的诟病。

　　□王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