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农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发帖、写博、网游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杭州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网络实名制”的城市，但不只当地500多万网民“跳”了起来，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争议不断，当地多家网站也称执行困难。

　　条例概念的明确性、实际操作的界定准确性、网络监督的匿名性、举报人的安全性、网民诉求表达权利等等，成为专家学者乃至当地政府官员质疑网络实名制的焦点。现实层面确实如此，但从更深层次看，杭州网络实名制的尴尬，实质上是代表与民意错位的尴尬。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人大代表是应该充分代表民意的。是故《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种逻辑关系在《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中却出现了异样的反映———一方面，这个推行网络实名制的条例是经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另一方面，民意对网络实名制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认同感，甚至当地的外宣干部也不买账，认为“实名制只能是提倡，不能用立法来强制推行”。

　　显然，在关于网络实名制的立法层面，代表民意的人大与被代表的民意，出现了错位。而错位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尚没有真正把互联网视为一个新的民意汇集平台，没有将网络民意当成民意。换言之，是人大代表的传统思维与现代民意诉求渠道的碰撞，才产生了这样一种错位。

　　近年来，网络监督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周老虎事件”、“周久耕事件”、“温州购房门”事件等等，皆是网络舆论监督的典型范例。同时，互联网也成了民意表达和采集民意的重要渠道，各级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通过网络交流日益频繁，有关部门甚至将网络举报列为公民举报的渠道之一。今年地方两会期间，甚至还出现了“网民人大代表”。互联网在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渐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谈网络实名制，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