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当谭胡两家签订了总额高达113万元的赔偿协议后，人们恍然发现，相较于具体赔偿金，大家注意力已更多投向谭家一直以来低调理性的索赔行为。案发至今，即便民愤如潮，受害者家人却能保持克制和冷静，甚至以德报怨。谭家说“相信当地政府”，这话真该让杭州有关部门汗颜。想当初“70码”逼得“欺实马”横空出世，权力失范曾遭民意何等无情的嘲弄。

　　丧子之痛，没能遮蔽谭卓父母的人格魅力。而对此，社会反应却颇为尴尬。不少人臆测：他们是不是受到压力？赔偿会不会是封口费？谭家答复是否来自“上面”的授意？天哪，我们是在以小人心度君子腹吗？恐怕不能怪我们，这都是拜此前相关阅读经验所赐。有人呼吁警惕此案中“民意杀人”，可尴尬的是，若不依托奔涌的民意，专家测速和警方道歉，或许遥不可及；更尴尬的是，若今后类似事件，都需舆论造势，才能让受害者得到公正的赔偿，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谭家获赔没有哭天抢地，或许只是运气好。

　　获赔，是受害者的权利。不凭运气不靠炒作，就能获得有尊严的公正赔偿，应成为社会常态。这需要一个稳定运行的制度化理赔渠道。对一个民族来说，在灾难中失去的必须在进步中得到补偿。而对个体而言，比如对谭卓或株洲塌桥事故中的遇难者而言，最起码的补偿首先是经济补偿。

　　这个补偿也需尊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和尊严。对照这一点，至少“限时火化”之类的规定，显得很不人道———据悉，株洲塌桥事件中听从政府安排限时火化的遇难者家属，将获得40万元的赔偿款，这比“不听话”的人家整整多出20万来。

　　只是，该规定也带点儿威胁利诱的味道：急着火化是为了掩饰什么吗？希望尽快平息事态，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何这20万像“封口费”一样可疑？不怪我们多虑，限时加悬赏，实在像透着一种邪恶的心虚。做错事并不丢人，而一再以可鄙的手段企图掩饰错误，才是可耻的罪恶。赔偿金额并不必然和悔过诚意、反思力度成正比，有时悬赏式赔偿，还会带有权力倨傲的表情。其实，事故发生后，诚恳的态度就是对受害者的尊重，反思后的赔偿才能真正体现出一种担责的勇气。

　　在对灾祸的反思中寻求进步，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冲动。人类正是在这类点滴进步中，一步步蹒跚地走过来的。而悬赏限时火化的规定，却没有一点反思的诚意，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二度伤害。缺乏诚意和责任担当的赔偿，只是一种“灭火”仪式。而不反思不改进，本能避免的悲剧还将重演。若不反思自身教训，不对体制进行查漏补缺，那么只能一直奔忙于“灭火”的途中。

　　对受害者之外的人而言，关注赔偿是希望从个案中看到进步的希望，以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比如，孙志刚事件后，收容制被废；三鹿之后，食品免检制被废；胡斌案之后，杭州彻查飙车。这些制度性进步，就是对社会最好的赔偿。事故之后若不反思失误，甚至连赔偿都带威胁利诱之意，这将是一种比塌桥更恐怖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