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金亮

　　重庆一妇女因房屋拆迁16年为安置，昨日怀抱丈夫的遗像坐在重庆解放碑好吃街公路中，引起不少市民围观。部分市民认为其行为影响了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实在不应该。(东方IC5月20日报道)

　　笔者认为，这位妇女之所以选择人流最密集的地方表达诉求无非就是能够引起别人的关注，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正当诉求。有人认为，她的这种行为影响了交通安全，不应该。这是一种用“非正常手段”维护合法的权益的行为。在采用这种“非正常手段”的时候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便。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走“正道”，用一些较为“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或者维护合法权益。

　　人都是有尊严的，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没有人愿意抱着遗像坐在公路中，没有人愿意闲着没事干了到北京去上访，也没有人愿意放弃正常的生活去“闹事”。如果触了多了，会发现底层的群众是很善良的。有时候他们看似让人不理解的举动，只是为了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也许有人会问，有法院，有检察院，有信访办，有公安局为什么非要到大街上去扰乱秩序？有这种想法的人一般不是出身底层的人，即使是也是已经飞黄腾达了，忘了底层民众的疾苦了。

　　每每想到此，笔者心头总有一阵酸痛，不仅仅是自己出身贫民。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小时，有一个考生的母亲向我诉说了她的心酸。他的女儿去年考研，国家统考的公共课考的很不错，而两门专业课一门考的很好，另一门却出奇的低。认为考的最好的一科，成绩却最低。这位母亲向其女儿所报考的高校的研招办询问，结果是被搪塞了。事后，经过她锲而不舍的追查，终于弄清楚了事实，她的女人被一个在学校里有关系的人给顶替了。这又是一个“罗彩霞事件”。不同的是，这位考生没有罗彩霞幸运。为了讨一个公道，这位母亲不断上诉，甚至告到了教育部，但结果确是自己自己遭到了恐吓并被打。她瞒着自己的孩子为了公道仍然在奔走。

　　让笔者感到心痛的是不是社会上存在不公的事情，而是这些不公平甚至违法的事情没有解决渠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最起码的保障。现状是，有权有势的人欺负贫民百姓，他们就只能忍着，司法途径，信访途径，媒体监督途径一般都能这些有权有势力的人给堵死了。即便那些侥幸被曝光出来的，也纯属个别现象。例如，有罗彩霞遭遇的人有千千万，不就是只有一个罗彩霞被媒体报道出来？和其他受害者不同的是，那位考生的家长心里有一股劲，不唯别的只为一口气。她说，她被打或被打死都无所谓，只要还女儿一个公道。值得一提的是，她经常到我们新闻传媒学院来，她认为学新闻的学生都能在报社发稿子，能为她伸张正义，她已经对当地的媒体失去信心，想找《人民日报》的记者，因为中央的记者权力大，不腐败。

　　是啊，在这位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强烈的维权意识，可是维权无门。她感慨道，没有钱做事情真难，没有钱谁都可以欺负。令人想不到的是，她和她丈夫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他们付出了很多，得罪了很多人，自己也是只有一个女儿。而与他们同在一个地方最工作的同事因为得罪人而被迫自杀。就是这么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遭遇了种种不公。

　　再回到文章开头，抱着丈夫遗像在解放碑静坐的妇女无疑尝尽了人间的悲苦。房屋被拆了16年，她和丈夫无家可归了16年，直到在等待中失去丈夫。过去的这些年他们怎么会没去维权？假若维权有效的话，怎会等到16年的今天？在生活中，我们常抱怨底层的百姓没有维权意识，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维权，而是维权太难，就算侥幸成功，也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甚至所付出的比自己维权所的来的还要多的多。还有另一点，就是底层群众根本不知道怎么维权，缺乏最基本的维权常识和方式，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维权有效。笔者提到的那位考生的家长，就认为学新闻的学生能在报纸上发新闻。每次有其他高校的教授来讲学她也来跟着听，她认为那些教授都是有文化的人能帮她伸冤，可每次都让她失望。

　　我们的群众只希望过平凡的生活，只希望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只希望这个社会有最起码的公平。可事实是，他们最基本的的生存权屡次遭到侵害，没有人帮他们，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他们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去静坐，去上访。但就在他们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去呐喊去争取的时候，却成了别人眼里的“精神病”。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采取“教育一批，管掉一批，收治一批”的策略，把那些上访的群众阻止在上访的路上。戕害了他们心中仅存的一点希望，陷入绝望的民众只能用“非正常手段”来表达诉求，于是，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社会正义与道德的沦丧，贫富分野的差距，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的恶化……都在拷问那些自诩为“人民公仆”的掌权者。